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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提出“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习近平说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的强音看，种种迹象表明，整肃吏治将成为中共十八大主调，一场廉政风暴将在更大范围愈演愈烈。而这轮整肃将体现依法治吏。
中央倡官德 整治用人不正之风
事实上,中共早已有大力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严厉整顿吏治的信号。早在十七大召开时，就已明确提出“毫不松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多次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多次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将官员道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他同时指出，预防和惩治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月9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发表讲话中直接提出，“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这些话都是中共最高层决心严厉整治官场的一个明确信号。
被普遍认为将在十八大后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治吏”问题上，和胡锦涛论调一致。早在2004年在《求是》杂志撰文《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提出以德用权，用权要讲官德。在胡锦涛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后，习近平也连续发出强音。2011年12月18日，在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随着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形成新的领导集体。各地要抓住和用好这一契机，大力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领导干部切实解决在对待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方面存在的问题；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而后，2012年3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文章中更提出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有评论称，受其父习仲勋影响，习近平更容易厉行改革，打击贪腐可能更加大胆。有消息称，中国足坛肃贪风暴，得到习近平幕后支持。
习近平和胡锦涛在十七大后，特别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后，频繁强调反腐、官德，有观察人士指，这是一个信号，胡锦涛将“治吏”之门打开，换届后习近平将加大力度贯彻下去。
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2011年年末中共省级党代会陆续召开初始，中共也已开始营造“治吏”的舆论环境。在2012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中，新一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这标志着德行考察已经纳入公务员招考标准。
而后，今年2月值各省级党委换届正酣之际，《人民日报》多日头版连续刊发“换届之际说政德”系列评论。2月6日发表《领导干部要有历史担当》，2月8日发表《是与非不容含糊》，2月10日发表《公与私岂能混淆》，2月13日发表《真与假衡量政治原则》，2月16日发表《实与虚考验人品党性》，2月17日发表《干部之德在于民》。该组评论被舆论解读为中共党报发文释放信号，显示中央高度重视换届过程中纪律和风气。也有评论指出，这一系列关于“官德”的文章，实际是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四大问题”、“四大意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展开的。
就在日前，6月18日时，中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面世，第一次对现代官德作明确说明，即为民、忠诚、务实、公正、清廉、修己。该系列丛书发表之日，正值重庆党代会召开之时。截至目前，除北京、重庆外，中共地方党代会已全部结束。也即是说，对于“官德”的强调，贯穿了2011-2012年中共各地方党代会始末。
治吏行动已展开 地方政府出重拳
中共对“治吏”并不是光说不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多次强调，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先是在2008年5月，中纪委、中组部曾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提出，要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把严格监督、严肃纪律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始终，进一步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意见》要求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的议事规则和程序，防止用人问题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更明确了查处是整治的有效手段,对于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而对因用人方面的问题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个别党政机关身上，确实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甚至还相当严重。这种在党内或政府机关内部存在的用人腐败现象，直接造成了投机钻营、拉帮结伙和买官卖官者得逞，让平庸官、太平官、昏官乃至贪官们大量充斥官场，反而让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和老实正派的人吃亏。《意见》的出台为大力打击用人不正之风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那些庸庸碌碌、无能无为,靠糊弄上级糊弄群众而投机取巧的人获利的可能。
而后，在2011年11月时，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明确加强对官员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政治品质，主要考核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律、党性原则等方面表现。考核道德品行，主要考核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
这一系列信号的出现与措施的出台，都清楚显示，中央对于整治官场的决心很大，态度很认真。
但也有一个问题是，有些老实人认真踏实干工作，而这类人不易被上级“伯乐”看到、觅得。在上述人士看来，正如《人民日报》仲祖文署名文章中所言，需要“形成科学的用人机制”并“改进民主推荐工作，搞好民意调查工作，积极扩大群众参与”，让“那些扎扎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秀干部能够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那些一心干事、实绩突出的老实人能够推荐得上来”。做到这些，投机钻营者也就不再有立足的空间。
另一方面，对那些已经在官场中的“蛀虫”，自2011年底至今，已有多个地方政府展开了大力度整肃吏治。2011年12月，山西开展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月，共查处违规违纪案件367起，共处理540名官员，责任追究294名官员；2012年5月11日，山西开展“吃拿卡要”专项治理，查办利用决策权、审批权、执法权、监督权“吃拿卡要”、谋取私利的典型案件，至6月18日处分干部173名，其中县处级干部2名，乡科级及以下干部171名；2012年2月至5月，湖南郴州刮起“治吏风暴”，向官员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发起史上最严厉的问责。3个月时间，问责单位231家、干部职工756人，56人被免职，多名处级官员被问责；5月初山东寿光清退102名不合格党员，保持政党的纯洁性，增强民众对党的信心。其中有68人涉嫌违法违纪。
多维新闻在《广东廉政风暴来袭 数百官员被双规》已独家披露，广东省正经历一场罕见的反腐风暴，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谢鹏飞，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此次大行动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导，目前广州、深圳两市就有超过300名官员已被双规。而这还仅仅是第一波，随着调查继续，会有更多违法违纪官员浮出水面。
立法挤压腐败空间 依法治吏
所谓“强政治吏”，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化中央集权下的官吏体系，提高官吏素质，惩贪治弊，促进吏治清廉，强化和巩固国家政权。中共下大力气整顿官吏，是依法执行，以法治方式整肃吏治。《求是》曾发中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文章称，“在2010年建成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据查，2005年1月16日，中共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是近年来反腐相关法律密集制定、修改的一个重要背景。
远的暂不说，就在最后一次刑法修改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该刑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点是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在该刑法修正案草案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草案中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亲属收受财物也将适用刑法贪污贿赂罪的处罚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权钱交易”也将定罪。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向多维新闻表示，刑法修改在反腐败领域强化了法律规范。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反腐败相关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不断挤压腐败分子容身的空间。据查，在十六大后，刑法修改共有4次，其中有3次都包含了反腐败内容。
刑法之于腐败侧重惩罚，对公众而言，这也是中共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直接表现。
而事实上，相比于《刑法》中对于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的规定，其他反腐相关立法可谓是在各个法律门类中“分兵突进”，合力为依法治吏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法律可能就是《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出台推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两个“一半以上”是经常引用来说明这项改革成果的数据：中央以及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事项总数的一半以上，省级政府取消和调整的数量也达到了原来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在审批环节出现腐败的几率也在相应降低。
如果说《行政许可法》是为权力“划边界”，那么《公务员法》则是用法律为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定框框”，这部法律也成为反腐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审计法修改》，加强了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制定《监督法》，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出台《物权法》，在腐败分子和公私财产之间建立法律屏障；制定《反垄断法》，打击行政垄断背后的腐败……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向多维新闻表示，中国的反腐败主要依靠权利制约权力，但更应靠正当法律程序制约权力。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副所长马怀德认为，造成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离不开行政程序法。各国行政程序法是在这个意义上设置了公开、时限、顺序、说明理由、告知等制度，使行政机关置于社会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从程序上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
马怀德认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是预防和减少腐败的重要治本之策，在严格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同时，应该抓紧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和行政检查法，堵塞任何可能产生腐败的权力漏洞，把行政权力，特别是自由裁量权控制在最严格的范围。还应该尽快制定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行政组织法，合理划分和配置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避免行政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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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21 13: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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