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

robin

这本书出版于2006年，比较新，所以能反映现实，描绘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图景，看后觉得非常有价值，于是又看了一遍，还是觉得非常好。应该做下笔记以便参考和分享。


作者簡介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史迪格里茲因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出任過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等職務。這些學、仕的歷練與機緣，使得他既有深入公共經濟決策核心的經驗，也得以親身踏遍眾多窮苦貧瘠的第三世界國家現場。

　　這也是為什麼，史迪格里茲對過去十餘年來因全球化管理失當而生的亂象，觀察特別犀利準確。六年前，這位傑出的學者首度嘗試用大眾的語言解釋經濟全球化的人禍與來由，著成《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該書共印行了三十五種語言版本，全球銷售超過百萬冊，可謂議論全球化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而本書則可說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的最新續集，史迪格里茲以「經濟誘因」角度，提供他的全球制度可行創見，企圖扶正現已過度失焦的全球化討論，也提供一幅讓先進與落後國家雙贏發展的新世界藍圖。

高希均 译

robin

目錄

導讀∕透過全球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高希均

自序
第1章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第2章 經濟發展的承諾
第3章 更公平的貿易
第4章 專利與人命的拔河
第5章 荷蘭病
第6章 拯救地球
第7章 跨國企業功與過
第8章 沉重的國債
第9章 新全球準備金
第10章 更民主的全球化
謝辭

robin

作者序

史迪格里茲

　　一九九七到二○○○年間，我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資深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在我離開世界銀行之後，寫了《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那本書裡記載了許多我在世銀和白宮任職期間的所見所聞。自一九九三到九七年，我也是柯林頓總統麾下「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裡的一員，後來並接任了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個經濟動盪的年代：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使得幾個最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和蕭條；而正從共產主義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前蘇聯，本以為會因此有新的榮景，但結果卻導致該國人民所得和生活水準大幅滑落70％之多。整個世界明顯充斥著激烈的競爭、不確定和不穩定，這樣的環境讓人們生活艱辛，而開發中國家也未盡力促進自己的福祉。但是我愈來愈認為，先進工業國家不僅沒有竭盡所能透過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及世界銀行這類國際組織，去協助那些開發中國家，有時反而讓他們的生活益形艱困。像IMF的計畫就明顯地使當時東亞金融風暴更惡化，而他們加諸於前蘇聯及其附庸國的「震撼治療」（shock therapy，編注：指以快速開放市場及全面自由化的方式改善經濟），正是那些國家經濟轉型失敗的主要因素。

　　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談論了許多這類議題。由於長期在白宮和世銀的內部親眼目睹各種政策的形成，並與開發中國家肩並肩地工作，協助他們發展各種可促進成長，減少貧窮的策略，因此我覺得自己對於這類議題的爭論可以提供一些獨特的觀點。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身為一個經濟理論專家，我花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致力於了解市場經濟的優點與限制。我的研究結果不僅對於一般所聲稱的「市場效率」產生懷疑，也對於提倡全球化的一些基本信念（譬如認為「自由貿易是促進國家福祉的必要條件」）提出質疑。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裡，我還描述了國際金融制度及其機構的一些敗筆，並闡釋何以全球化政策並沒有如當初預期，讓許多人得到原本能夠得到、且應該得到的利益。我也勾勒出欲使全球化有效運作所需做到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我們應該為貧窮及開發中國家所做的事。這本書並針對世界金融制度及負責管理的國際金融組織應如何重整的問題，提出一些想法，惟限於篇幅，我那時未能詳述。

　　在白宮及世銀的那段期間，我站在一個極為難得的位置去了解全球化的種種問題，這也提供了我再寫這本「續集」的基礎。在華府的那些年我曾遍遊世界，見到許多政府領袖及官員，當時我正在研究全球化的種種成就與挫敗。而離開華府回到學界之後，我仍一直參與全球化的論辯。二○○一年，我因之前在資訊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而得到諾貝爾獎。自此之後，我訪問了幾十個開發中國家，繼續與學者及商界人士、各國的總統、首相及國會議員等切磋討論，同時參加了各種與全球社會各個環節的經濟開發及全球化議題有關的論壇及對話。

　　在我即將離開白宮前往世銀的前夕，柯林頓總統要求我繼續留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內閣閣員。我婉謝了他，因為我認為，設計一些政策及計畫幫助深為貧窮所苦的較落後世界，才是更重要的挑戰。在一個富足豐饒的世界裡，卻有那麼多人活在極度窮困之中，似乎太不公平了。儘管這些問題顯然很棘手，但我仍相信可以有所作為。我接受世銀提供的工作，不僅因為能有新機會研究這些問題，也因為這個工作給了我一個平台去支援開發中國家，為他們謀福祉。

　　在世銀那幾年，我終於了解為什麼全球化會招致那麼多不滿。因為，全球化雖然可能帶來經濟發展，卻不必然如此。我看到許多國家的貧窮狀況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日益嚴重，而我也觀察到這種現象的更深一層涵義──這不僅是統計數字，而是關乎人們的生計。這些問題當然沒有什麼神奇的解決之道，但仍有極多可努力改進的空間，包括在政策、經濟組織、遊戲規則，以及心態，可讓全球化運作得更好。有些改變是必然會發生的；例如，中國大陸登上全球舞台，成為極重要的製造業經濟體（manufacturing economy），而印度則在產業委外（outsourcing）領域表現傑出；這些現象已迫使大家改變既有的策略與思考。

　　而過去十年間，全球金融市場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不穩定：從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到拉丁美洲在新世紀初那幾年的金融危機，及至2003年開始的美元貶勢，都迫使我們重新檢視全球金融體系。遲早，這個世界必須進行我在本書接下來章節中所建議的一些變革，而且問題已不在於這類變革是否會發生，而是何時會發生；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下一波全球災難發生後再進行變革，還是在災難來臨之前就有所作為？不過，察覺危機就馬上做出未經深思的變革，恐怕也不是改進全球經濟體制的最好辦法。

　　冷戰的結束不僅開啟了新的機會，也卸除了舊的束縛。如今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已獲得認同，共產主義的衰敗則意味著各國政府已能擺脫意識形態之爭，專心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如果美國能善用這樣的機會，以一些基本價值觀及原則為基礎，協助建立起國際經濟及政治體制，例如設計一種貿易協定以助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那麼這個世界早就能享受到冷戰結束的好處了。但正好相反的是，由於先進工業國家盲目爭取第三世界的「民心與民智」（hearts and minds），結果他們所創造的全球貿易制度其實只幫助了他們自己的特權企業及金融利益者，卻傷害了全世界最貧窮的那些國家。

　　經濟發展是非常複雜的事情。的確，眾多批評IMF和其他國際經濟組織的論調中，有一個主要觀點是：他們那套單一標準的解決之道，根本不能（也的確沒有）掌握各國經濟發展的複雜性。但是，綜觀形形色色的全球經濟發展經驗，確實存在一些通則。許多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都採用了一些共同的政策，並依照各國情況加以調整。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些共通之處。

　　我也應該說明一下我之前各項研究成果的相互關聯性，尤其是與諾貝爾獎有關的作品以及影響我在華府的政策立場，和我一系列著作﹝特別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及《狂飆的十年》》﹞（The Roaring Nineties）兩本書的研究。

　　我過去的學術論述探討了不完全與有限的資訊，以及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會導致什麼結果，這些研究讓我覺察到市場的局限性。多年來，我和其他人士已把這項論述運用在總體經濟學上。而我在公部門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則強調政府和市場間需要維持平衡。這個觀點與柯林頓行政團隊的看法很接近，我在經濟顧問委員會服務的那幾年，也曾協助起草年度的〈總統經濟報告〉，提出此觀點。

　　然而到了世銀之後，我卻對自己看到的深感不安：世銀，甚至IMF，都在推動保守經濟政策（例如讓社會安全事業民營化），這與我在白宮一直努力奮鬥的剛好相反。更糟的是，他們所引用的經濟模式正是我過去學術研究中所極度質疑的。（當然，當我得知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後來也在推動這些政策時，我就更感不安了。）

　　我的經濟研究已經揭示了IMF的經濟觀點及「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基本缺陷（也就是他們相信放任市場運作自會產生經濟效率）。但是智識上的一貫立場（與我之前的學術結論一致）驅使我說出自己的憂慮，因為IMF所推動的政策（譬如針對東亞金融風暴的做法），可能只會使事態變得更嚴重。我若不提出呼籲，反倒是怠忽職守了。

　　我們在柯林頓政府裡一直奮戰的就是這些議題，這不僅與美國人民有關，也與全世界人民有關。從柯林頓政府轉赴世銀之後，我持續推動公部門及私部門之間維持適當平衡的做法，並促成那些有助於社會公平及充分就業的政策。我在世銀任內提出的一些議題，當時曾獲世銀內部很多經濟學家的熱情支持，那些想法也與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所寫的相近。

　　諸如全球金融危機、由共產主義轉型到市場經濟的艱難挑戰，這些事件引起的那股激動情緒已經消退。今天，我們已能用較平靜的眼光看待這些事，如同我在第一章中會敘述的，如今各方在許多重要議題已逐漸達成部分共識，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也說明過類似的想法，該書也改變了「該如何重塑全球化」的議題討論，裡面不少觀點現已被廣為接受，甚至連IMF也漸漸認同我對「不管制投機資金的流入極其危險」的論點。當然，美國或其他地區的左派與右派仍在持續衝突，這種現象提醒我們，不管在經濟學或基本價值觀上，這兩派間的歧見仍深。事實上，我對國際經濟組織最大的批評之一就是：不管環境如何，他們總是用一種特定的經濟觀點看事情；而這種觀點，我認為很多時候都會造成誤導。

　　本書也反映了我對民主程序的信念；我的信念是，由於特定企業和金融利益者對全球化進程有極大的主導力，唯有擁有充分資訊的公民才能監督他們，以免受這些勢力剝削；我也相信，在全球化能否有效推動這件事上，先進工業國家的一般百姓和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是休戚與共的。我也希望本書如同我前幾本著作，有助於改變全球化觀點，甚至，最終還能改變重塑全球化的政治過程。

　　全球化領域中一直有些重大的社會衝突在上演，不少還涉及基本價值觀。其中最重要的衝突，就是政府與市場該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

　　以往保守派人士總是很欣賞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市場及追求自利，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帶來經濟效率。儘管這一派人士承認市場如果只靠自己的力量，可能無法產生社會可接受的所得分配，但他們仍聲稱「效率」和「公平」應該分開來談。

　　保守派的觀點認為，經濟與效率有關，至於「公平」（它就像「美」一樣，看法經常因人而異）的問題，則應該留給政治去處理。但如今，這種由市場基本教義派出發的辯護大多噤聲不語2。我在資訊經濟學的研究已指出，只要資訊是不完全的，尤其是當「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es）時──亦即「某些人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那隻看不見的手會「看不見」的原因，是因為它根本不存在。若沒有政府適當的管制和介入，市場根本不會自然產生經濟效率。

　　近年來，我們已看到很多明顯的事蹟印證了以上理論。正如我在《狂飆的十年》中所描述的，追求私利的上市公司執行長、會計師、投資銀行等，並沒有帶來經 濟效率，反而因為巨額投資錯置而導致經濟泡沫化，而當這些泡沫破滅時，總是會帶來經濟蕭條。

　　如今，大體來說大家都了解市場有其局限（就算在政治界不見得，至少在經濟學家的圈子是如此）。九○年代美國及其他地區的醜聞，已經把「美國式的財政及資本主義」從它占據已久的寶座上拉下來。影響所及，華爾街經常短視近利的觀點，也逐漸被視為經濟發展之敵，因為經濟發展需要的是長程思考及規劃。

　　另一個逐漸被認同的觀點是：資本主義並非只有一種版本，也沒有一種所謂「對」的方式去發展經濟。的確有其他形式的市場經濟存在，例如瑞典的市場經濟就始終能維持強勁成長，也因此發展成相當不同的社會，並且因為較好的健保、教育制度，與較平均的財富分配而聞名。雖然瑞典版本未必適用其他地方，也未必適合某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它的成功證明了一點，就是有效的市場經濟是可有不同做法的。既然有抉擇各種選項的餘地，民主政治程序就應該成為決策重心，而不是仰賴技術官僚。我對國際經濟組織的另一點批評，就是他們想假裝並沒有「取捨」（trade-off）這種事（他們聲稱有一套政策會對人人都更有利）。然而經濟的本質就是選擇，本來就有選擇的餘地，有些選擇會對某些群體有利（像是外國資本家），卻以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有些選擇會讓某些群體承受風險（像是勞工），卻讓其他人獲利。

　　所有的社會都必須面對一個核心選擇，就是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經濟發展要成功，政府和市場間就必須取得某種平衡。政府應提供那些服務？應該推行公共退休金制度嗎？應該以誘因鼓勵某些部門嗎？應該制定哪些規定，以保障勞工、消費者及環境？這種平衡顯然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重新調整，而且每個國家的狀況勢必不同。但是我將在本書中說明，過去全球化的一貫做法只會使取得這種必要的平衡變得更加困難。

　　雖然批評全球化的人看法沒錯，認為它過去總是在推動某些特定的價值觀，但是我也希望在本書中說明，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全球化並非必然會損害環境，加深貧富不均，削弱文化的多元發展，或以一般百姓的福祉為代價來提高大型企業的利益。我將在本書中指明，如果全球化能妥善管理，那就如同它帶給東亞許多成功發展國家的效用一樣，也將對全世界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帶來極大利益。

　　用什麼態度看待全球化，與如何看待過去因全球化的管理方式而造成的挫折及社會不公，可反映出一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基本信念及態度，他們對政府及市場該扮演何種角色的看法，他們對社會正義賦予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非經濟性價值的重視程度。

　　比較不重視降低所得不均現象的經濟學者，較易認為政府為降低所得不均而須採取的行動，可能太過昂貴，甚至可能降低生產力。這種「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也比較傾向於相信：沒有政府干預，靠自身的力量運作的市場最有效率，而想幫助窮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讓經濟成長，因為如此一來，成長帶來的利益總會以某種方式涓滴流入窮人的口袋。（有趣的是，即使經濟研究已經逐漸摧毀了這種理論基礎，這種信念仍然屹立不搖。）

　　另一些人，就像我一樣，認為市場的力量往往無法產生有效率的結果（例如，產生了太多的污染及太少的基礎學科研究），並且為所得不均及高度貧窮等弊病而感憂慮，那麼，通常這群人也會相信，降低所得不均所花的代價，並沒有保守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那麼高。這派人擔心貧富不均及貧窮等問題，所以也會看到不處理這些問題所衍生的高昂成本，包括疏離、暴力，以及社會衝突等社會後果。這一派對政府干預的可能性也抱持比較樂觀的態度；雖然政府做事有時候（甚至經常）要比大家所期望的效率低，但仍有很多著名的成功例子，有些例子我也會在本書中提出討論。畢竟，所有的人類組織都不完美，如何從這些組織的成敗中學習，便是我們的挑戰。

　　對「處理所得不均及貧窮重不重要」這個問題的立場，也反映了各派人士不同的基本觀點。大體而言，關心貧富不均的人，認為貧或富主要與運氣有關──財富是因為擁有天生好基因或有錢父母的運氣（就像中了「精子樂透」）6，或是在好時機（例如在發現石油之前，或房地產價格漲勢正在起動時）買下好地段土地的運氣7。反之，比較不關心處理貧富問題的人，則認為財富是努力工作的報酬。這個觀點認為，所得重分配不僅取走了努力工作及儲蓄的誘因，甚至幾乎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會影響個人原本就該被回饋的報酬。

　　這些立場還會衍生出對其他很多議題的態度。比較不關心所得不均、而比較關心經濟效率的人，也會比較不關心如社會正義、環保、文化多元性、國民健保，以及消費者保障等非經濟價值。（當然這有很多例外，例如保守主義者也可能會擔心環保問題。）

　　我特別提出經濟與文化態度間的這種關聯，是想強調我們託付怎樣的人做這些重要經濟決策，影響有多大。如果我們授權給「保守派」做決策，那麼我們幾乎必然會得到反映他們政治利益及文化價值觀的經濟政策和成果8。而本書顯然反映了我個人的判斷和價值觀；至少，我希望自己的立場透明公開，並試著把當前的經濟爭議正反面都呈現出來。

搶救全球化

　　大約七十年前正值「經濟大蕭條」時，英國的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建構了他有關失業的理論，同時詳細說明政府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以助經濟復甦，進而帶來充分就業及成長。凱因斯當時頗受保守派非議，他們認為他的處方是在強化政府的角色。保守派們還抓住預算赤字必然會帶來經濟衰退的理由，大砍政府提出的新計畫預算。

　　但事實上，凱因斯對於拯救資本主義體系的貢獻，比所有親市場（pro-market）的財政學家加起來還多。假如當時保守派的建言佔上風，經濟大蕭條將會更加惡化，可能拖得更久也更糟，而要求「在資本主義之外另有選擇」的論調也可能興起。同樣的，我認為除非我們正視並處理全球化的問題，否則就很難維持它現有的動能。

　　全球化就像經濟發展一樣，不是必然會發生的，儘管它背後有很強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加持。根據大多數指標來看，從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化的發展無論在速度上及幅度上，都減緩、甚至倒退了，例如當時的貿易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其實是下降的9。如果對一個國家的許多或大多數人民來說，全球化帶來的只是生活水準降低，或必須要他們在基本文化價值觀上做出妥協，那麼企圖減緩，甚至中止全球化的政治需求自然會產生。

　　當然，全球化的道路不僅會因想法及經驗而改變（例如，貿易或資本市場自由化是否真能促進經濟成長的看法，以及這些改革的實際經驗），也會因全球重大事件而改變。近年來，九一一事件和反恐怖主義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中國和印度的嶄露頭角，已使全球化的爭論全然改觀，我會在本書中將詳論這些情形。

　　本書所談的不僅是經濟，更重要的是談政治如何一直被用來塑造經濟體系。

　　經濟學者相信誘因的影響力。以往這個世界的確有很強的誘因，也有極多的機會去塑造政治程序和經濟體系，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為少數人牟利。

　　開放、民主的程序可以限制特定利益團體的力量。我們可以把倫理重新帶回商業界。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標不僅應重視股東的權利，也應重視受企業行動影響的其他人的權利。每個受過教育又肯用心的國民都能了解該如何有效推動全球化，或者至少讓它運作得較好，也應該能要求他們的政治領袖以此來引導全球化的方向。我希望本書有助於實現以上的願景。

robin

第一章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1.全球化的两种面貌

1990年代初，举世欢天喜地的迎接全球化。

2004年73个国家调查报告：

从1990年到2002年间，除南亚、美国、欧盟外，世界其它地区的失业率都提高了。2004年，失业人口达1亿8千5百90万。全世界59％的人居住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国家，只有5％的人居住的国家是贫富差距下降的。

全球化和贫穷

世界银行对【贫穷】的定义是每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
【绝对或极端贫穷】的定义是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

生活对这么贫穷的人来说是很残酷的。营养不良的儿童处处可见，平均寿命在50岁以下，医疗照顾极为匮乏。每天得花好几小时寻找燃料和能喝的水，在一小块近乎不毛之地上种植棉花，却心知肚明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几乎都很难养活全家。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过去2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更多了。
全世界65亿，40％生活在贫困中（从1986年后增加了36％），1/6(8.77亿）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比1981年增加了3％）。

最失败的是非洲，那里极端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41.6％，上升到2001年46.9％。若再加上他们所增加的人口，表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64亿成长到3.16亿。


不安全是穷人的最主要忧虑之一，而另就是无力感。

一位牙买加女性对这种无力感的传神描述：【贫穷就像活在监狱里，活在囚禁中，等待着被释放】

没有工作的人，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为社会所摒弃。

有工作的人，不安全感来自于饭碗不保或薪水会大幅缩水的风险。

只要看看199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俄罗斯、东亚严重经济危机就知道了。


2.全球化的改革

问题一：贫穷遍布世界

事实证明：开放市场（如撤出贸易障碍，开放资金流入）并任其[自行]运作，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甚至会让问题更恶化。真正需要的是：更多援助和更公平的贸易制度。

问题二：对外援助和豁免债务的需求

到2006年，全世界开发中国家大约欠1.5兆美元，其债权人包括各国国际银行、IMF、及世银等。负载国里近1/3都是低收入国家。即使有债务宽减，这些低收入国家的债务仍不断在增加。

问题三：渴望一个更公平的贸易

先进工业国家对开发中国家货物所征的关税，比对其它先进工业国家征的关税平均要高出4倍。

问题四：自由化之失

不要开放市场，让短线的投机热钱自由流入。

问题五：保护环境

如果大家都以美国长久以来的速率来释放温室气体，那么很快就会面临严重的灾难。

问题六：失灵的全球管理制度

共识（至少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共识）：我们在全球层级事物的决策方式出了问题。大家也都特别意识到单边主义的危险。


3.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追过政治全球化。我们有一个混乱、失调的全球经管制度却没有全球性政府，有一大堆组织和协定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从全球暖化到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capital flows)等。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以便处理这些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民族国家与自己国家的人连接感，虽然全球化已经上路了，每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依然无改变。

战争最能这种态度差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时，对本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始终锱铢必较，而远比美国高出50倍的伊拉克死亡人数公布后，却激不起半点涟漪。

好消息是：经济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我们可以【同时拥有】更茁壮的经济社会，让诸如文化、环境，以及生命本身等各种价值观，得到更多的重视。

robin

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承诺

全世界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开发中国家，其特征是低所得和高度贫穷，高失业率与缺乏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争论包括了经济理论和价值观两方面。

一派：提倡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相信市场基本教义，相信滴流经济学（最终人人可以均占雨露）。

另一派：无论是要促进发展或要保护穷人，政府都该扮演较积极的角色。

亚洲之外，四处可见的发展失败已证明：经济成长并不必然发生。

世界各地区发展的差异之大令人惊讶。

亚洲过去30年每年平均成长率5.9％（过去15年为6.5％）

拉丁美洲和非洲却一直在竞逐最低的成长率；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0年每人所得平均每年下降0.2％

俄罗斯从共产主义转型为市场经济开始，至今降低了大约15％，转型后头10年，每人平均所得实际上降低了40％，不过仅5年来，俄罗斯经济又开始成长了。


1.东亚的荣景与危机

中国：经济成长率8－9％。国民所得比1978年增加18倍。贫穷率下降大约3/4.
马来西亚：1960年每人平均所得784美元，如今4000美元。
南韩：1960年国民平均受教育时间不到4年，国民所得在过去40年增加了40倍。

这些东亚国家政府能确保成长的利益不会只流向少数人，而会全民共享。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损失惨重。
教训：市场基本教义派要打开他们国家的大门，让他们遭到投机者蹂躏。当全球化是意味着敞开大门欢迎哪些不稳定的投机热钱时，则会带给他们经济灾难。


2.拉丁美洲的不安

拉丁美洲比其它地区更全心支持华盛顿共识的策略。
从1950－1980年，拉美每人平均所得每年成长超过2.8％。
1980年，美国为了解决自己的通货膨胀，而调升20％利率。波及拉美贷款，引发80年拉美债务危机。当时包括梅西哥、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还有一大批国家面临无力还债的困境。导致3年经济衰退、10年发展停滞。称为[失落的10年](the lost decade)

3.从共产主义转型的国家

1990年到2000年间，俄罗斯国民平均寿命较少4岁格外令人震惊（那段时期，全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民平均寿命都在增长）

乌克兰一年内物价飙长3300％。

前苏联各国贫困人口，从1987年到2001年增长了近10倍。

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所得增长135％，越南增加75％，这两个国家拒绝震撼治疗路线，宁愿采用比较缓慢温和的方式转型到市场经济。

4.被遗忘的非洲

全球化再度略过非洲，如今，非洲的农业生产力只有亚洲1/3。雪上加霜的艾滋病肆虐又造成极大打击。

21世纪初的非洲，贫困人口已经比20年前增加了一倍。

5.南亚的机运与隐忧

印度11亿人口，没有卷入90年代初的经济风暴，过去20年，每年5％或更高增长。2006年可望达到8％。

6.全球发展的愿景

真正的成功是永续又公平的，而且民主发展的重点是要提高生活水准，而不只是追求GDP.

收入
健康（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
教育

不丹国王提出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毛额)概念。

美国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的【平均可支配所得】（average disposable income）实质上升高了11％，可是真正中产阶级的家庭所得却减少了将近1500美元，如果计入通货膨胀，较少3％。

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全民共享，经济发展就等同于失败。

近年来美国高阶管理者的报酬，已经比普通劳工高出了几百倍。


7.广面向的经济发展策略

人民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经济发展是要【改变人民的生活】，而不只是【改变经济】

社区的重要性
市场、政府、个人、社区是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

8.哪些事阻碍了执行？

平衡很重要。

治理的挑战

贪腐。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贪腐问题。大企业透过竞选政治献金行贿的贪腐，比起公务员好索小贿，要严重得多，对民主程序的腐蚀更深。

9.世界不是平的

当全球化和新科技把小部分的印度和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的差距缩小时，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在一国之内，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世界愈来愈不平了。

robin

第三章 更公平的贸易

1.北美自由贸易区

1994年制定【北美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 涵盖3.76亿人口和近9兆亿美元GDP.

NAFTA实施前10年，美国和墨西哥所得差距事实上不降反升，提高了10%以上。NFFTA没有促成墨西哥经济快速成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使墨西哥更贫穷。使墨西哥的经济对美国愈来愈依赖了。


2.贸易自由化：理论和实际

失业的恐惧

很多国家失业率都很高。日益高涨的不安全感正是世界各地那么多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原因。

幼稚产业和幼稚经济

国家需要先发展一段时间，才能与外国竞争；而为了争取这段时间，国家可能不能不暂时保护自己的新生产业。



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

今日国际贸易的体制对开发中国家都是不公平的。

3.贸易协定的历史

二战后 国际贸易组织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1994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　WTO

乌拉圭回合贸易协定引起抱怨：

１.不对称，最穷国家更恶化
２.70%的收益都流向了已开发国家，这大约每年３５００亿美元。
３.乌拉圭回合使得不平等的竞技场变得更不平等了。
４.把重点放在【资本流】而不是【劳力流】
５.谈判焦点仍放在技术密集服务业自由化上
６.强化智慧财产权对已开发国家有利，开发中国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1999年WTO在西雅图

2001年WTO在卡达(Qatar)的杜哈，刻意避开示威。杜哈回合失败了。

2005年在香港全球贸易部长会议

每一回合谈判是一场大厮杀，最后大获全胜的一定是已开发国家。


4.新的贸易愿景

１.开发中国家的待遇应不同

优惠政策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一种让开发中国家乖乖听话的武器

为穷国着想的自由贸易:一个广大市场通路的方案

扩大开发中国家的发展议程

２.挥别农业补助

乌拉圭回合过了１０年后，挪威和瑞典的农场所得超过2/3来自政府补助，日本超过1/2,　欧盟1/3, 有些农产品80%

全美大约有３万个农场(占总数１%)接受补助金额25%,每个农场平均超过１００万美元。补助款87%流入金字塔尖端20%的农场，每个农场主平均领到２０万美元。美国底层２４０万个小农场主，真正家庭式农场主，只分得１３％，每户不到７０００美元。

３.关税升级

发达国家对工业制品征的关税比未加工产品来的高；而其产品工业化程度越高，关税就越高。这就是关税升级(tariff escalation)

4. 非技术性劳力密集服务业和移民问题

已开发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本和科技，开发中国家却拥有丰沛的非技术性劳工。

资本和让劳工流动的自由化不对称，加深了不公平。

５.非关税障碍

防卫措施

防卫措施(safeguard)是暂时性关税。进口量激增时用。

倾销税

美国最喜欢的非关税障碍就是课征倾销税。

技术障碍

如动植物防疫检疫

原产地规则

６.限制双边贸易协定

这种协定其实会对多边自由贸易制度造成伤害。

７.改革制度才有更佳决策

【治理】是国际事务决策模式的问题所在，也是全球化失败的核心因素。

【公开】一直是国际谈判时一个重要考量。

贸易不是零和游戏，是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人人都可以是赢家。

robin

第４章　专利与人命的拔河

乌拉圭回合的协定之一，就是【与贸易相关的智慧财产权】（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简称TRIPs)协定，这正是长久以来美国和其它先进工业国家一心追求的，以迫使其它国家承认他们的专利和版权。

这却成为贫穷国家成千上万的人签下一纸死亡保证书。


１.独占的真实代价

智慧财产权是把智慧财产的使用权独家给予拥有者。这就产生了独占。他人使用交使用费。

Thomas Jefferson:知识就像一根蜡烛；当它点燃另一根蜡烛时，原来的那根蜡烛并不会熄灭。

智慧知识产权却刻意限制知识使用。


设计一个平衡的智慧财产权制度

TRIPs

２.让全球均享的智财

促进创新和社会正义

知识上的鸿沟

新药和疫苗

为发展中国家智财权量身打造


取得救命药物的通路

　　让开发中国家以成本价取得药物
　　强制授权
　　奖励医药研究的新轨

停止生物剽窃

治理面的改革

贸易与价值

规模报酬(return to scale)

３.节制的利益

贸易谈判代表们完全缺乏关心环境、人类健康、甚至整体科学进步的动机。

这种基本价值的冲突正是民主辩论的核心。

民主程序的监督和平衡。

要想改革全球化，最棘手的挑战就是要怎样让它更民主。

改弦易辙为较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并超越那些特定企业利益的声音。

robin

第５章　荷兰病

在许多开发中国家，自然资源既是冲突的目标，也是使冲突继续上演的财务来源。

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饱受暴力冲突之苦，是比较极端的【资源的诅咒】例证。

暴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资源丰富国家的政治发展通常倾向高度不平等：无论在已开发或开发中国家，控制天然资源财富的人会用哪些财富保有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也代表那些人会把大部分国家天然资源据为己有。

政府分配财富的原则，既不是谨慎的追求在平等与效率间保持平衡；也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相反的，那完全依据赤裸裸的权力。
实际上是财富产生了权力，而权力又使得统治阶级能保有财富。

一个国家的有钱人到底是来自他努力工作或创造力发扬，还是来自于他掠夺了国家的资源，这两种成因有着极大的差别。后者会格外消弱国家的凝聚力，也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尤其财富是通过政府的暗盘交易而非法获得时，暗藏着不满的暗流。


１.分配公共财的学问

任何资源丰富国家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尽可能确保人民得以享受大部分的资源利益。

资源争夺战，在稳定成熟的民主国家，表现为在法律范围内，透过政治献金的方式；心怀感激的候选人一旦入主政府，就会实施一些法规，让赞助者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资源，并以优惠税率让他们的利润不断增加，以及让他们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尽可能付出最小的代价。

一旦这些财团向开发中国家进军，行贿的戏码自然就登场了。
贿赂、诈欺、以及不平等的谈判，全都理所当然的侵入了开发中国家。

最关键的战场就是把天然资源资产卖给私人公司这件事。只要政府没有从资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益，就表示国家被人诈欺了：这也就是把全国人民的财富【折价】出售。被跨国企业拿走。

从国家自然资源中取得公平的收益，是开发中国家面对的第一个任务。

怎样用钱

资源丰富的政府常有挥金如土的倾向。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民主国家，那种为讨好地方选民外别无价值的计划预算，是很大固定支出。

天然资源的价格反复无常的。造成政府财政收入不稳定。

国际银行的做法却总是雪上加霜。有钱时，借给你钱，没钱时，逼债。

钱不仅是要花得对，也要花在好时机，这是资源丰富国家两个最大的挑战。

荷兰病

【荷兰病】(Dutch disease),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首次分析出此问题的国家，意指资源丰富的国家把销售资源的钱转换为本国货币时会出现的麻烦。当货币升值时，他们发现很难外销其它产品。于是天然资源以外的产品就成长趋缓。接着是失业率上升，因为天然资源产业基本上雇佣的人力较少。天然资源反而伤害了其他产业。

荷兰病也是为什么要设置稳定基金的好理由，因为这样国家就可以在高价和经济繁荣时存钱，等经济不景气时再拿出来用。

２.诅咒不是不可避免

天然资源的诅咒不是宿命，而是一种抉择。

贪腐与冲突

西方世界非常依赖从开发中国家去得的天然资源，短视思考和图利自己动机（尤其是图利那些天然资源的动机），与开发中国家的福利并不一致。

无论是开发中国家里那些导致贪腐不断的政治势力，或是利用天然资源增加自己财富的即得利益阶层，都不会只因为被指控缺乏道德或是行为遗祸无穷，他们就停止贪腐。

西方国家石油公司每月寄支票支援武装镇压的政权（像苏丹和乍得）。

透明化一直被视为最有效的防腐解药，这也是所谓的【阳光是最强的杀菌剂】。如果要人民监督贪污，他们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人民必须要有知的权利（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资讯自由法案】），这样才能同时促进深刻的民主与负责制度。

【绿色国民净产值】（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是另一种评估方式，它不仅扣除了资本贬值，还扣除天然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的破坏。

会计制度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决策。


国际社会的行动方案

１。开发资源的产业主动建立透明制度

２。较少武器销售

３。认证制度

４。有目标的经济援助

５。制定规范

６。较少环境损害

７。执行机制

robin

第６章　拯救地球

１.公共财的悲剧性

【公共财的悲剧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有一种公共资源是每个人都能自由使用，那使用者通常不会想到自己做的事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结果，每个人都会忽略了公共利益。

首次提出：中世纪末期英格兰和苏格兰农民在共有地上放牧羊群，农民不断把羊群放到公有地上放牧，使得牧草所剩无几。可是，每个农夫只顾自己的利益，没有考虑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于是问题愈滚愈大。

今天这种问题发生在全球捕鱼业。

不过经济学的原则既简单又明确：
当个人或国家做了伤害别人的事，却没有为此付出经济代价，就会产生【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亦即外部不经济）

市场会产生太多这种可能导致负外部性的事情。自由市场总是造成空气和水质污染；总是会出现过度放牧的情形。

社会必须限制个人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

由政府自行管理公共资源。

造成污染最严重的人总是倾向淡化此问题。世界最大的污染源美国，虽然每年排放出６０亿顿二氧化碳，却对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种种证据装聋作哑。


２.上演中的危机

关于全球暖化，７项事实毫无异议：

1.全球正在暖化：平均温度较上个世纪大约升了华氏１度（摄氏0.6度）

２.微小的气温变化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３.全球正以空前的速度暖化，即使追溯几百万年前都无此现象。

4.还平面正在升高：较上个世纪大约升高了４到８寸（10到２０公分）。

5.微小的海平面变化，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海平面只要升高１米，就会淹没世界各地低洼地区，从佛罗里达到孟加拉，无一幸免。

6.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大量增加，估计至少已达２０００万年来的巅峰，其速度增加之快，也是过去２万年来首见。

７.气温变化的速度有可能加快，只要温室气体浓度稍增，就可能导致气温变化幅度比之前更大。

基本上所有科学家都同意，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暖化和海平面升高，他们也相信，温室气体主要是人为活动所造成（８０％来自燃烧石化燃料，２０％由于森林消失）。

多数科学家也同意，将来气候会更加暖化，在本世纪末，大约会上升华氏2.5到10.4度之间（摄氏1.4到5.8度之间），而海平面会上升80公分到１米。

专家预测将来会有更多旱灾和水灾，飓风和暴风雨，而且因为由北美东海岸流向欧洲西北部海域的墨西哥湾流改向，欧洲的气候也会大幅改变。

有些不确定性，事情可能并不象悲观者说的那么糟，也可能比悲观的预测更惨。

这就像人生一样：人总是得根据不完整的资讯做决定。

如果等到５０或７０年后，两极冰帽已融化，纽约和伦敦已经部分低于水面，一些海岛国家更是整个没入海中，到那时太迟了。

里约地球高峰会议

由于愈来愈多的证据出现，政界人士逐渐感受到压力。

京都议定书

１９９７年，１５００代表，日本古都京都。
京都议定书没有对开发中国家有立即要求，已开发国家２０１２年前减少比例：欧盟8%, 美国7%, 日本6%


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只要赶上日本的节能水准，美国就能减少不只一半的排放量。

美国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２５％

3.对抗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是全球化的问题，却没有人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代价。人人都想搭别人努力的便车。

开发中国家的排放量指标

２００５年，开发中国家要为全球近４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负责。

胡萝卜和大棒

无论制定的指标是什么，都必须有诱因，也就是拿出胡萝卜与大棒

碳税

抢救雨林

２０％是因为铲除森林。

另一种选择

简单解决办法：让人们负担自己造成的全部成本；也就是说，让他们为自己造成的污染付费。

经济通则：对不好的事（象污染）课税，胜过对好事课税（象是储蓄或工作）。

前进之道

把在减排分配上带来好处的一般税，与指标导向的强势做法结合。

确实执行，不惜采取行动以抵制拒绝合作的国家。

如果美国拒绝减排，就该实施贸易制裁。

Jared Diamond《大崩坏》:描述多少文明都因忽略环境而不得不面对灭亡的命运。

全球社会正踏上一条被截断的道路上。。。由于我们正快速朝着尽头迈进，全球环境问题一定会在时下儿童和青少年这一代的有生之年获得解决。唯一的问题是，解决之道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快乐方式，亦或是由不得我们的不快乐方式，象是战争、集体屠杀、饥荒、疫病，以及社会崩解。虽然这可怕景象在人类历史上司空见惯，但是随着环境恶化、人口压力，以及其所导致的贫穷和政治动荡，使得这些现象会更加频繁上演。

robin

第７章　跨国企业功与过

跨国企业在全球化中扮演要角，有诸多备受谴责的恶行，但也有值得赞许的成就。

跨国企业经常被指为已开发国家物质主义的元凶。

当代经济学显示，社会并不会因为企业一味地追求最高利润，而得到最大福祉。因此如果要让经济体有效率，企业就必须考虑到自身行为对员工、环境，以及所在社区的影响。

贿赂和贪腐，也反映了社会和私人利益相互冲突。矿业和石油公司经常以贿赂官员方式，取得更低的天然资源成本。

在复杂的经济体里，像是美国，公然贿赂大都已被政治献金给换上，而公司能得到的可能不只是一纸高于市价的道路工程合约，而是整个政策的配合调整，从此衍生的社会成本也就大得太多了。

从1991到2001年间，４１家美国企业(包括ＧＥ、微软、迪士尼等），１５００亿美金给各政党和美国联邦政府候选人的竞选献金，仅在３个税务年里，这些公司就享受了５５０亿美元的税金减免。
医药公司从1998年到2004年间，花了7亿５千万美元去影响１４００个国会法案；

这些投资的结果，美国已经把制药业的利益列为国际贸易谈判中最重要的目标。

沃尔玛挤垮当地小商场，对社区的冲击。

在商界，随处可见公司想尽办法让社会负担原本自己该负担的成本。

公司的管理者太容易躲在公司的保护伞下了。

有限责任制度让事情变得更棘手，但这正是公司的基本定义。

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开发中国家更是有钱而无往不胜。

跨国企业在全球化中，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全球化需要能大范围活动的组织去横越地球，把开发国家的市场、科技和资金，与开发中国家的生产力结合起来。问题在于怎样让开发中国家获得更高利益，而且花较低成本。

如下五项议题，虽然无法根除跨国企业的滥权，但至少可以大幅降低。

这些改革目标：要让个人的诱因与社会的成本及利益，协调一致。

１.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许多跨国公司始终声称只需向股东负责即可，美国的公司尤其如此。

遗憾的是，在这个无情的竞争世界里，诱因反而是对那些最热心的公司不利。

２.限制跨国企业的权力

公司总要追求利润，而最稳当的获利方式之一，就是限制竞争；例如买下竞争对手、把竞争者逼出市场或在业内串通涨价等。

2005年，微软操作系统占全球87%, 英特尔占89.6%

微软垄断了市场，不仅导致价格居高不下，也消弱了该领域的创新行为。

处理全球垄断问题，需要有全球竞争的法律和执行单位去执行。

3.改进公司治理

要求公司对所有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负责，所以负责的对象不只是股东，还包括员工和营运所在的社区。

要有效执行竞争策略，就要靠刑事制裁－－也就是坐牢。

公司被迫要为自己造成的伤害付费（无论是对劳工或环境所造成的伤害）

突破企业障眼法：子公司宣告倒闭，让母公司毫发无损地脱身。

4.为全球经济制定全球法律

建构国际法律架构和国际法庭。

5.缩小贪腐范围

使跨国企业较不易从它罪大恶极的行为中开脱。

银行保密制度也加剧了贪腐。

政治与经济地关系不但错综复杂又紧密相联：跨国企业一直在利用他们的金融力量，让自己不用承担其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

寄希望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如今已有愈来愈多公司不愿见到恶性循环。

跨国公司既不是恶棍，也不是大善人。

有限责任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成长的基石；　现在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病灶。

诱因非常重要，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非常努力，以确保跨国企业的诱因能和他们所影响对象的利益协调一致，特别是能与开发中国家较弱势人民的利益并行不悖。

robin

第８章　沉重的国债

１.危机之路

超借还是超贷

风险市场失灵

阿根廷的例子


２.如何处理开发中国家债务

最贫穷国家取得偿债优惠

恶意债务

民营企业的跨国债务

主权国家的破产

１.不要妨害负债国

２.回归反恶性循环的放款

3.降低风险

4.借钱要保守

5.国际破产法

robin

第９章　新全球准备金

全世界最有钱的美国无法量入为出，每天要从比它穷的国家借２０亿美元。

从开发中国家流向已开发国家的这些钱，有些是为了偿还庞大的债务；有些则拿来购买美国和其他【强势】货币国的债券，也是开发中国家的准备金。

准备金好处：流动性高，无论国家什么时候需要现金，都可以马上兑现；

缺点：利率很低　１％，　利率和汇率大幅波动，贬值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持有准备金。具有多重作用；习惯上是用来支撑国家货币。

准备金最重要原则是：至少要能足够应付国家几个月的进口所需。

准备金也用来管理汇率。

就开发中国家整体而言，准备金在1970-1980年占ＧＤＰ ６－８％，
2004年，占GDP 30%
2006年，开发中国家准备金3.35兆美元

原因：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ＩＭＦ的处理态度。


１.准备金的高代价

如今基本上所有的准备金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dollar-denominated assets),有时是美元，更有可能是先前提过容易兑换为美元的美国国库券。

发展中国家超过３万亿美元的储备金，实质获利平均只有1-2%,甚至更少。如果用来投资，可赚10-15%的利润。两利率的差价就被视为持有准备金的代价。

经济学家把这种应该赚得和实际赚得间的差价称为【机会成本】。

如果保守估计这两种利率间的差距为10%,那每年开发中国家持有准备金的实际代价即超过3000亿元。

假设穷国的企业向美国银行借了１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利息是20%,不得不增加１亿美元准备金：买价值１亿美元美国国库券，收取５％利息。这等于有1500万美元的净额流入美国。最后根本没有半毛钱从美国流入开发中国家。

全球准备金制度的真正获益者，却是那个拥有准备金货币基准的国家。

只要美国对这笔向穷国借贷的３兆美元少付1%的利息，那没美国透过全球准备金制度从开发中国家赚到的钱，就比它给予开发中国家的援助金多。


2.脆弱的全球经济

全球准备金制度使得全球经济疲弱，而且不稳定。

目前的制度使得全球经济体很难维持在充分就业的状态。准备金封存状态。

全球经济体已储备了4.5兆的准备金，而且每年大约以17%的比例增加中。每年有大约有7500亿美元的购买力从全球经济体里被移出去，而且等于是被埋藏起来了。

许多开发中国家会用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抗这个问题，导致国家变得入不敷出。使政府债务增加，经常爆发代价极大的经济危机。

过去３０年来已发生上百件经济危机。

1981-2001年，美国利用赤字来大幅减税。

若不是美国这么挥霍，对全球经济经济变得脆弱的恐惧（美元价格可能开始下跌），或害怕再现这个世纪初通过紧缩的情形（使日本景气１０年来难以翻身），都有可能成真。

问题是美国还能这样挥霍多久？


储备货币国家总需求不足

整体来说，当一个国家消费大于所得时，这个国家就必须向国外借钱。换言之，这个国家是进口大于出口，所以要用借贷来为其间的差距筹措资金。

贸易逆差和国外借款是一体两面。如果向外借款增加，贸易逆差也会增加。这表示如果政府增加借款，除非民间储蓄也等比例增加（或民间投资等比例减少），否则国家就必须向外借更多的钱，那么贸易逆差就会上升。

经济学家经常谈到【双赤字】（twin deficit)问题：当政府增加借款，亦即财政赤字上升时，贸易赤字（逆差）也很可能跟着上升。

储备货币国家被视为是在外销国库券，可是与外销商品是两回事:因为它不能创造工作机会。

我们可以把向外举债（发行国库券）视同贸易逆差，亦即进口大于出口。由于出口能创造工作机会，进口则减少工作机会，所以当进口大于出口时，就会有总需求不足的危险。原本能转化为国内工作机会的总需求，就会转成对国外商品的需求。

凡是民主政府都不可能坐视失业率上扬而不顾。他们通常会降低利率或提高政府支出来干预。

不断攀升的债务，终究会破坏各国对美元准备金的信心。

随着债务的增加，愈来愈可能有因通货膨胀而使债务实质价值降低的风险。即使些微的通膨率，对债务账面的实质价值也会有很大影响。

一旦对美元信心减弱，美元的价值就会变得愈不稳定。

3.不稳定的恐惧

全球准备金体系最后一项重大代价，是它所引发的不稳定性。

2002年到2004年，不到两年，美元兑换欧元就大幅贬值了37%左右。

整个准备金制度潜藏了一个根本问题：他会走向自我毁灭。准备金货币国家会陷在债务中无法自拔，最终让自己的货币不适合做准备金。

几种脚本：从不稳定演变成危机

如果美国债务攀升，对美元的疑虑也会与日俱增。

抛售美元的动作也许是渐进平稳的，也可能情况混乱到造成大崩盘。

中国明白如果让汇率升值，得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对美国却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

虽然中国和美国相互依赖，还是担心会有政治因素介入导致情况失控的一天。


4.一个新全球准备金制度

国际间可以发行一种法定货币准备金（凯恩斯把他这种新式货币称为【班克】[bancor]).
且世界各国都要同意，危机时大家可以用这种法定货币（姑且称为【世界钞票】）来兑换自己的货币。

全球贸易逆差与顺差相加，一定等于零。换句话说，贸易逆差整体来说一定等于贸易顺差。　这是世界贸易逆差的铁律。

逆差就好像烫手山芋。

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可以维持贸易逆差而没有爆发危机，就是美国。因为其它国家一直想持有美元当准备金。

世界钞票制度能打破这种使危机接踵而至的零和逻辑。
当然，贸易逆差的总和还是要等于顺差的总和，不过是由每年释出的世界钞票来弥补，或偿付当中的逆差。

一旦美国失去剥削开发中国家的利益，它就会逐渐有了加入的兴趣。


改革及扩充全球化

新全球准备金制度不仅能解决如何资助全球公共财的问题，还能实现全球社会对全球社会正义的承诺。

IMF基本哲学：【有的，还要给他】(to he that hath, more shall be given, 出自《圣经》马可福音），最后让富国取走了最大一块饼。

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各种做法的长处。

清除积水和使用蚊帐，就能大幅降低疟疾发病率。
烟雾弥漫茅屋，使人患肺病和眼疾，只不过需要烟囱而已。
远离水源处盖公共厕所，大幅改善公共卫生。
多花一点点钱，就能大大改观千百万人的生活。

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且与全球准备金制度脱不了干系。改革全球准备金制度不能消除开发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但可以改善整体局面，也能加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公平。

robin

第10章　更民主的全球化

议题：
非技术性劳工的未来，以及全球化对贫富不均的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组织的民主机制不足，甚至消弱了我们自己国家内的民主制度；
虽然我们生活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之内，但人类的天性仍然倾向地域思考。


贫富差距与产业外包

过去５年来，美国的工资实质上是停滞的；对基层劳工而言，实质工资已经停滞了超过１/4个世纪。

因应全球化的挑战

如今几乎全球都可见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高涨。

民主赤字

必须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思考和行为都必须更全球化才行。

谈判的代表特别关照的不是最穷苦的人，而是最有权势的人－－例如那些对美国总统大选或执政党提供最多政治献金的利益集团。

在国际组织里，很少针对社会正义来讨论全球政策。

有利益交换就表示决策是需要做选择的。

如何因应民主赤字

１.改变投票结构，这点主要针对IMF和世界银行，以便给发展中国家比较重的分量。

2.改变代表权，亦即要思考每个国家该派谁当代表。

3.采用代表原则。

4.更加透明化。

5.改善利益冲突的规定。

6.更公开。

7.加强开发中国家能力。

8.改善责任制度。

9.改善司法程序。

10.加强国际法规的执行。

寻找新平衡

１.已开发国家必须作出承诺，实施比较公平又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贸易制度。

2.调整智慧财产和研发方向。

3.已开发国家必须同意对开发中国家的【环境服务】有所补偿。

4.承认我们在分享同一个星球，全球暖化对此星球已造成严重威胁。

5.已开发国家必须承诺，对开发中国家的资源必须公平付费。

6.已开发国家曾经承诺拨出0.7%GDP, 以提供贫穷国家财务补助。

7.把２００５年债务豁免权协定延伸到更多国家。

8.改革全球金融体系，以降低其不稳定性。

9.对各种制度（法律）进行改革，以确保不会出现新的全球垄断现象。

10.已开发国家输送给开发中国家的钱太少了，输送给他们的武器太多了。已开发国家已成了大多数贪腐弊案中的共谋和帮凶；并以各种方式破坏世界各地刚萌生的民主制度。

危机迫在眉睫

全球化的争论会变得如此激烈，那是因为很多危机迫在眉睫－－这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我们社会的本质，甚至攸关我们一向所熟悉社会的存亡。

全球经济的密切整合也使得世界更加动荡，更不安全，也更不均等；甚至威胁到了各种基本价值观。

我们可以让全球化更有效，不只让有钱有势的人获利，而是为所有的人谋福，也包括那些最穷国家的人民在内。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