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甄静慧】

robin

每当华灯初放，霓虹迷离闪烁，属于都市夜归族的“生活”才刚刚从暮色中开始。Diaan总爱在加完班的夜晚走进深圳那一间间藏在城市迷人灯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换盏，无非为卸下白天的疲惫和面具。

　　曾记得1980年特区成立之初，深圳不过是大鹏湾畔一小镇，生活悠闲而不起眼。然30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争相崛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个昔年小镇也成为了高楼林立的都会。

　　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30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

　　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中产”的焦虑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边集中了朝阳区85%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这里的甲级写字楼月租金超过50美元/平方米，堪比纽约。2005年，高林应聘一家外企，成为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高级白领之一。CBD的繁华，被摩天大楼改变的城市天际线，曾给他以幻觉，仿佛这里离曼哈顿的辉煌已不远。

　　事实上，中国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后，这几年又开始复制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

　　普遍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橄榄型社会结构典型的美国，中产已成为社会主流，占人口总量80%；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规模还未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为了实现大都市的“中产梦”，这些年高林并没有少努力。

　　“以前总梦想有天能衣着讲究驱车进出CBD，特别有冲劲去闯。”都说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在西方国家，老板拿出双倍加班费也很难请求员工留下来加班；但在中国，像高林这样的白领很少质疑面前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发加班是一种美德——即便没有加班费已成为潜规则。

　　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预期的满足感难以在心灵长久驻留。

　　2005年踏进国贸大厦，高林非常兴奋；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纳入按部就班的轨迹；2007年后，他开始感到焦虑。“在国贸上班又如何？开奥迪又如何？”他反问自己。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对更严苛的竞争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价值裂变的时代

　　 这样的故事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高林的困惑几乎是城市精英们打拼阶段必经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预言。

　　现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下，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

　　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

　　“这是价值观转变必然产生的阵痛。”许宜铭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道德与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很稳定的。直到1980年代后，这个标准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割裂性的转变就这么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灵危机

　　 “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许高林们的“中产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梦，只是时代强加于其身上的一个“画饼”，但他们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

　　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教育的国人难免会陷入内心价值感的混乱当中，进而随波逐流。

　　于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当中，老一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是否背弃原有的价值观下海创富而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无数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则匆忙扎进社会，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打造自身。

　　这当然是个危险的状况。人们耗尽心力追求财富地位，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这些价值认同始终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将个人价值牢牢捆绑在物质财富上，越是不安全。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是处。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产阶层的自我价值感无疑是个严酷打击。中小企业主面临资金链断裂、停产、倒闭；高级白领对无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职的危机束手无策。

　　有人开始点算未来，这一算，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更是荡然无存：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医疗、教育和失控的房价“新三座大山”成为了无休止掠夺中产阶层的手段……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个人经济真的面临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可能失去。

　　“烦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着，有毒的情绪具有传染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焦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自我价值危机引发的关系危机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心灵。

　　
　　寂寞都市的关系危机

　　 Diaan其实不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步履匆忙。

　　她任职广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欢加班，但每个人都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

　　在公司里，Diaan跟每个人都谈笑风生，心里却筑起防范的篱笆。上班戴着面具，回家孤单一人。加班的夜晚，无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虚，她就唤上两三个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单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满大街都是这样寂寞的都市白领，只是他们全副武装，轻易看不出来。

　　近10年，许宜铭每年花大半时间呆在中国大陆，他发现这里的人与台湾有个很大的差异。“即使两人之间关系多么好，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防范，并不倾心信任。”他相信这与“文革”留给中国的民族创伤有关。“‘文革’冲击的是华夏文化的根。儿子检举亲生父母，学生批斗自己的老师，这给中国人深层的人际关系留下了浓重阴影，影响的将不止是一两代人。”

　　在近30年物质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尝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小到一个家庭内部争家产，大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利益争夺，物质始终放在首位，‘关系’都是被牺牲的。” 广州韦志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韦志中说，“亲情、友情极度疏离。”

　　但偏偏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社会的连结，从小习惯了对比，每个人都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才能获得存在感。因此，中产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乐部来排遣心底的寂寞。

　　去年，Diaan迷上开心网，通过鼠标点击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无聊的游戏，但城市精英乐此不疲。“好友里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企业老板。”这些小游戏实际上是一种透过网络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满足服务，让人间接短暂地实现与他人的连接，从而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不少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颇高的精英，正是由于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无法在群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最终走上放弃生命的不归路。”韦志中说。

　　一个单调无聊的网络小游戏凶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关系危机的要害。

　　
　　公务员的幸与不幸

　　 当韦志中郑重提到，“我们正身处一个中产阶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危机时代’”时，如果说还有相对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务员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曾对沿海某省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作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在工人、农民、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新兴群体和城市贫民七大群体的综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继而是城市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其次是农民。

　　从大方向看，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与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关系，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于中产与富有阶层；但在几个中高收入层次群体内部，这一表征却不明显。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与社会保障上的缺位，无相当收入基础的国人很难谈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以追求物质的方式满足幸福感，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仍然有效，只是当群体的收入达到一定层次后，效果不再明显。

　　“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影响不同阶层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韦志中以物质财富追求的幸福阈限说来分析这个现象，“当实际的物质条件跟通过物质获得幸福感的心理阈限差距越大时，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振荡会越大；而一旦接近这个阈限，物质财富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最终失去感觉。”

　　“幸福感严格来说是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邢占军说，这些年公务员群体一直在各类幸福感调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与其实际收入并无必然关系。

　　“稳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务员对现状普遍满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岁的杨迈在广东某市级财政单位呆了8年。要谈公务员的“幸福”，他有点无奈。“考上公务员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风光，别人在为事业拼搏、跳槽的时候，我8年如一日领一份白领级的工资，没升过职、没调过岗，现在还是底层科员。”

　　杨迈形容公务员是一眼能望到头的职业。“不会暴富，也饿不死。你浮躁也没有用，奋力拼搏也不太使得上劲。只能放慢步伐，慢慢来。没有太高的期望，就少点失望和焦虑。”

　　
　快与慢

　　 “放慢步伐，慢慢来”，也许就是“幸福”与“不幸福”的分野。

　　“当物质满足到达幸福阈限，放慢脚步，停下来思考、转型，将工作的目的从‘物质追求’向‘享受过程’转变，那么真正属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就呈现了。”韦志中表示，这样的目标听似很空泛，却可以与现实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的目标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学而受益。那么这两年我就大幅减少心理咨询个案的接待，转而做更多的社会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又如一个建筑设计师，可以把目标由赚更多的钱，转变为让更多人接受自然、和谐、宜居的概念，把这个目标融入自己的设计当中。”

　　一个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况东方文化向来有自我施压的传统，什么卧薪尝胆，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目标远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标与现实失衡，就是灾难性的打击。

　　外企和广告公司的拼搏、追求和快节奏，让白领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相继陷入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危机之中；公务员的慢，却让杨迈有时间调整理想与现实的合理距离，避免卷入焦虑的漩涡——当然，这也不过是仅限基层公务员的小“幸福”罢了。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依然在飞速发展，也需要继续保持腾飞的速度，中国社会慢不下来，作为最具创造性和拼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产阶层也不可能真正慢下来，他们只会嫌自己不够快。

　　也许焦虑和抑郁还会继续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国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掉转型期的精神阵痛。但这样的精神转型，更像是听天由命的时代。有人转型成功，从此笑傲江湖；有人变成了患者，走进精神病院；更有人纵身一跳，了断了自我。

　　“然而时代的发展不容许听天由命。所以接下来几年，最可能是中国宗教和心理学大发展的时期。焦虑的人群需要积攒心理资本，寻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灵的皈依。”韦志中表示，“而中产阶层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对生命本质的辩证思考能力，才能保证社会发展不会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