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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行北美 看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的一些社论文章，很好玩的呢 8)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 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 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 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 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 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 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 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1944年《新华日报》：民主即科学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 工厂的时候， 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 比中国强，但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 坚决的薛福成 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 语言、风俗， 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 起来的科学， 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 氢二氧一；外 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 声光化电”之 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 既然外国已经 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 ”一下，从头 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 的真理了。只 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 理。曾听见有 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 的玩意。现在 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 就会出乱子， 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 样，在外国如 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 适用于某国的 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 民以自由的。 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 分国界，对任 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 与世界各国图 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1946年新华日报：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 ·李 新 联合国宪章里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国人民正在要求 政府立即实现蒋 主席宣布的四项自由。偏偏在这时候，有人高呼自由万万不可行。这 种意见，显然 违反民意，志在维护国民党一党政府的现状。 《和平日报》昨天的社论，说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 听中央政府命 令的‘非国家军队’与国家军队对立，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完 全不合事实。 这并没有说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政治协 商会议正在讨 论中，中共及其他党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见，这里不多讨论。要说 的是，今天人 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国民党党治党军之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请以 事实来回答! 看 吧，“衣冠不整”的人，还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内战；老百姓开会， 特务就去捣乱， 动不动就要拆草棚子。这类事情数不清。人民“安居”了吗?大学教 授逢场就去摆地 摊、卖东西，工人时时会失业，失业后又不准要求救济，还要抓代表 ；官办工厂也 拖欠工资，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乐业”了吗? 这是因为军队没 有国家化呢，还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国民党一党政府剥夺得干干 净净呢?只要顾 事实的人，都将异口同声说一句，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民主自 由啊! 他们又说了，英美苏都没有实现民主理想，中国来实现， 就“不切实际” 了，更何况中国是在训政和宪政之间呢?我们再来看看事实吧。英美 苏等民主国家， 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利，中国不必“开 风气之先”。 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他们又提到罢工 、游行、示威的 自由，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罗斯 福总统说的四 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匮乏”、“不受恐怖”两大自由，都“不能便 没有疑问”。 反对自由者的话，是够露骨的了。在民主国家，罢工游行示威，几时 未曾做到?举美 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 的。游行示威 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至于教授治校，不受党化 ，过去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 其说是理想倒 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说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 法西斯独裁者 外，倒还没有听见有人反对过。现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然对“不 虞匮乏”和“不 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人民只应有匮乏的自由了，穷 人王正兴必须 卖儿子，陈望道教授必须摆地摊，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 匮乏，倒成了 政府的“合法”自由；至于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 整”的老百姓， 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业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吴金山也只有被押起 来了。特务横 行，便成了政府执行恐怖自由了。 正告发表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维护独裁专政的谬论的人们，也正告反 人民反民主的 当局，匮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条路是死路，不 好再往前走了。 人民要求和争取四大自由，是没有力量压得下挡得住的。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 是对人民自由 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1944年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 中说，国民革 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 须对外独立， 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 战本是求民族 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 该实行民主的， 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 最大的损失。 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 主，则抗他十 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 以各地人民的 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 了民主自由， 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 能真正进行。 ……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 们认为欲实行 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 个：一是保障 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 权利很多，但 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 自由，是言论 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 法逮捕，被秘 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 ，人民的言论 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 的自由呢?孙中 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 是以人民为主， 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 不然，就是假 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 要承认各抗日 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 ”，不要限制 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 。有了前两条 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 ……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 施宪政。照我 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 选举抗日政府， 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 问题都看执政的 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 实行。因为民 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 能找到彻底解 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1939年《新华日报》社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 认民主政治对 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 法宝。他们说， 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 民素来缺少教 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 现民主政治是 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 以后的事，他们 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 来实现民主政 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 来实现民主政 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 的要求。 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但 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 练和教育的最 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 这种方式下， 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 ，同时推向前 进。 中国正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 在这方面，我们 的成绩虽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 努力方针在于： 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 参议会，逐渐 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 于抗战期间不 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 法之充分保 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 政治，加强民 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1945年《群众》: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 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 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 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 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 是什么形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 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 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 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 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 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 更落后的情况中。 从经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 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 业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 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断，自 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 是不可能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一个就其 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的 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 争，因此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 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权力而猖獗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 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 的由企业经营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 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 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 只是有利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 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 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 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关系。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 后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没 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们的一切 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一件事上。特 权者不承认劳动人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 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劳动人民在同样的苦难生活 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缚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 其心意和才知。这种个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 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 建时代很少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 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会 有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 至于教授)很难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发扬 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力，所得到的一点最 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命 运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后性的时候，中国 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 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 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 提高；就广大人民的要求说，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 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没有意义 的。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 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 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 么? 二 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么现在需要“不是一般地 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性质的革命。 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是一 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 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的收获的保 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 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的保障。实行种种措施，以使得人民普 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么? 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 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 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产业都 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 侵蚀人民的私有财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 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手段来吞并人民 的财产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 条件而前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题。 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 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独 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 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分散给众人所有， 那就是降低社会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 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但在封建社会条件 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 来并吞社会财富，所以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 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 法。 所以实行种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 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济民主。 ——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 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 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 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 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对他 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 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价高 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 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 ——也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 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 业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 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的权利 等”(均引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革命的范围，但是使得人民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 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工人解 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 在不公平的“竞争”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么? 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 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实施这一 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 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 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 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任务。所以中国的 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 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 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为资本 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 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植私人资本，正是 对中国有利的事。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 迫的必然的后果。固然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 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力相勾 结着的资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 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 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前提而生长起 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后，就产生了 私人资本能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 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市场。 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 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无力实行 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独占 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后，资本主义就会在自由竞争的 市场上发展，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 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 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不过欧 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 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 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 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后，将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组 织起来，提高其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 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过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和欧美 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将按 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 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 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这问题上半途而废。劳动人民的小私 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 障，而不是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 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 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也就不必 担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形 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 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扩大发 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 业化和农业化完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可能。 三 “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 ： 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主义 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 而要根据客观现实，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 决定。广大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苦于民族压迫和封 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 由；农民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 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有 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 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毕其功于一役”论 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而已。 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是认 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 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 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 问题，他们就空谈社会化的集体农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 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 断，却自命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 杀民营企业。——这就是许多“毕其功于一役”论者的真 象。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 主地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 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产阶 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那 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所以阶级矛盾 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资本 主义里加上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 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的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 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么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 对。假如怕人民，空谈社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 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年8月25日
1941年《解放日报》：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 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 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 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 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 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 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 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 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 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 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斗争 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削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 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点保障的时 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 进的时候，这样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它的彻底实现，是具 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 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 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 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 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 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 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 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 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 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 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 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 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 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 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 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享受到新 民主主义的果实。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 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只要是 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论是出 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 还给予使用会场与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 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 关，组织文化团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集会结 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 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 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 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 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以幸福地 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 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 彩! 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 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贵 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 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 质的力量，还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1946年《新华日报》：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昨天本报和别的几家报纸都刊载了一段本市新闻，说是 朝天门屠户张德操家在本月四日被保安队的几个警士借口捉 赌，劫去钱财。事后张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 个是保长)，反被拘押毒打。这十几个警士是派驻民食供应处 仓库的库警，依理根本没有在夜间侵入民家捉赌的权利。出 事时，当地保长签署证明书，证明张家并未聚赌，且有卫戌 总部稽查处水上检查所人员到场目击并无赌具，则捉赌之 说，显属无稽，但纵然真是赌犯，也绝对不能把本人及其街 坊和保长一起关在警察局里，毒打成招，而且还不准其家人 探视，比对付江洋大盗还厉害!所以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 的。无怪乎张德操的家属和该街居民百余人要到卫戌总部王 总司令公馆门首伸冤，又拦截汽车、呈述冤状了。 这样的事也许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受 冤屈，被栽诬，遭虐待，简直已习以为常了。但正因为这类 事情一向层出不穷，我们更不能不唤起社会的注意。就在同 一日《大公报》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装店被一群也以抓赌为 名的军人冲入，损失了数十万元的消息。军警可以不经过任 何手续而冲入民家，人民有什么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财产可 以这样地被劫掠，还有什么私有财产的保障之可言?对平民的 拘押拷打，如此随便，又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 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财产的自由权利，叫平民 怎么能安居乐业? 据说，这一案的被害人家属现已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 卫戌总部王总司令对此事也极为震怒，想来法院与当局对于 这样一件事，应该能很好的处理吧。由这一类事件，我们更 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旧布新实在不容稍缓了。 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较有保障，又经常施以卫国爱民 的教育，经常督责他们以爱护人民为天责，就不至于发生这 种骚扰民间的事情。在张德操家保安队的一个队长曾向到场 的卫戌部人员说：“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大家不要为难” (《商务日报》所记为“我们军警原是一条阵线”)。这话分 明是把军警看做是在一条阵线上共同对付老百姓，岂是卫国 爱民的军警说得出口的?又假如现在各方所主张的《损害人民 自由治罪法》早日颁布，且根据此法，严办几次，则虽有不 法之徒，也会有所忌惮，不敢胡作乱为了。再假如政府早就 宣布的提审法已经实施，并且法院对平民诉冤给以最大方 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为保障平民而设，那么虽有冤狱发 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象张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 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纸提审状，就可很好地处理了，何 至于在今日的陪都街头还要演出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掷舆 告状”?保障人权，严禁非法拘捕，实施提审法，改革司法， 这都是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白规定的，都该快快实现才 好。 假如实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个个能安居乐业，免 于强暴侵凌的危险，那么民主还是落了空的。所以我们断不 能把张德操案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事件看做是无足重轻的社 会小事。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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