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是如何导致食物危机的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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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的聪明人们一早就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更有价值。而既然食物是有价值的，自然就可以从中获利。1991年，以当时的总裁加里·科恩为首的高盛银行家们创立了一项新的投资产品，这是一个追踪24种原材料价格的衍生工具，涵盖的范围从贵金属和能源，到咖啡、可可、牛、玉米、肉猪、大豆和小麦等等。他们设置了各种原材料的投资价值权重，经过折算之后加成，最后将基于现实的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公式转变成一个简单的指数，从那时起，这个指数以高盛商品指数（GSCI）之名为人所知。

在最初的不到十年之中，GSCI一直是一个相对不太活跃的投资工具，因为那时候的银行家们更乐于冒风险，他们对任何一种可以在字面意义上“播种”或者“收获”的财富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抵押贷款的兴趣。然后，到了1999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取消了对期货市场的管制。突然之间，银行家们发现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占有尽可能多的粮食，而自从大衰退以来，这个机会本来是只有那些真正与粮食生产有关的实业家才能拿到的。

在过去的150年中不止一次地调节过全球食物价格的顶峰与低谷的三大粮食交易所：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和堪萨斯城都开始出现了变化。种植业说起来似乎是很有田园风格的一件事，然而事实上它具有变化无常的内在特征，容易受到气候、疾疫和灾害的影响。谷物期货交易系统最早是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由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通用磨坊公司和皮尔斯伯里公司联合创立，它提供了非常大的财力支持，让美国能够与欧洲分庭抗礼并最终胜过欧洲。同时，谷物市场也保障了美国的农场主和磨坊主的利益，避免他们的财产因各种灾害而遭到损失。基本的概念就是“远期合同”，亦即卖方与买方达成的每蒲式耳小麦作价几何的协议——而在达成协议之时，这些小麦还没有真正生长出来。这种谷物“期货”并不仅仅有助于保持面包房（或者后来的超市）中出售面包价格的稳定，也同时让农场主能够在歉收时有所依靠，同时还能为他们的农场以及其他生意提供投资。结果如下：在整个20世纪中，小麦的实际价格基本上处于持续下降之中（这一过程仅有一两次的反复，特别是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而美国的农业相关企业也一直在飞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生产出了大量过剩的谷物，而这也是其冷战中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战略得以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更何况美国生产的谷物曾经让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饥饿人群免遭饿死。

传统上期货市场中主要包括两类玩家。其中一方面是农场主、磨坊主、仓库管理人等，是那些真正与小麦发生接触的人。这一群交易者不仅包括依阿华的谷物种植者或者内布拉斯加的小麦农场主，也包括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例如必胜客、卡夫、雀巢、莎莉以及麦当劳——这些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会因其将价格具有竞争力的食物送到人们的汽车窗子、门口台阶以及超市货架的能力而时涨时跌。这一类的市场参与者又称为“真正的买卖人”，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实际的谷物交易。

另一方面就是投机者了。投机者既不生产、也不消费玉米或是大豆或是小麦，而且也不会有可以存放他所购买的20吨谷物的地方（如果这些谷物真的到了他的名下的话）。投机者依靠传统的市场行为来赚钱，通过低买高卖来套利。而实际的谷物期货持有人对传统型的投机者通常来说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他们从不停息地买入、卖出，这给市场带来了流动性，同时也让“真正的买卖人”有机会通过卖出和买入期货来控制风险。

但是高盛商品指数打破了这个系统的均衡。GSCI对于那些从十九世纪传下来的买进-卖出或是卖出-买进的规律不屑一顾。这一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采用的是“只允许做多”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一产品只用于购买商品，而且也只能购买。在这一“只允许做多”的策略之下，掩藏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商品的投资原本只存在于专业人士的视野之中，GSCI的创立者们想要把它转变为一种类似投资股票的投资方式，也就是说变成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将钱投入进去然后放着不管，等待其在数十年间自行增值的资产类别，就像通用电气或是苹果公司的股票那样。一旦商品市场转变成与股票市场更相似的模样，银行家们就可以开拓新的生财之道了。但只允许做多的策略有一个瑕疵——至少对于我们这些要吃东西的人是如此。GSCI并不包含一个卖出或是“做空”商品的机制。

这一不平衡的设置侵蚀了商品市场最初的结构，它要求银行家们购买、购买、不停地购买——而不论价格是低还是高。每当一份只允许做多的商品期货合同约定交割日即将来临时，银行家们就必须将他们那积攒起来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购买指令“滚动”到下一期的期货合同中，从而将约定交割日推迟两三个月。而且，由于GSCI完全没有考虑到头寸卖出时的降价效应，专业的谷物贸易商可以通过预测这些“滚动”必定会给市场带来的波动从而大赚一笔。“我靠着‘傻钱’谋生，”商品贸易商埃米尔·范·埃辛去年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如此说道。商品指数最初是由银行家们所创立，商品贸易商实质上是受银行家们所雇用的，然而大头的利润却是被商品贸易商所取得了。

银行家们能够在看到一个好的系统时一瞬间就将其分辨出来，因此数十家投机掮客追随着高盛的脚步进军商品指数游戏，其中包括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大通、美国国际集团、贝尔斯登以及莱曼兄弟，这些还只是参与到商品指数之中的一部分投资商。这也就注定了意料之外的食物涨价风潮让全美最大的制粉业、食品制造业和零售业巨头们措手不及，并最终将这一冲击传递到全世界。

金钱是最有说服力的。自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裂以来至今，投资在商品指数上的资金已经增长了50倍。让我们用真正的术语来描述一下这个现象：2003年时，商品期货市场的总价值还是让人提不起兴致的130亿美元。但在2008年年初，投资者已经被全球金融危机吓破了胆，美元、英镑、欧元纷纷令投资者失去信心，从而，商品（包括食品）似乎是最后一个适合投资的领域。“有好多人根本就不明白商品是什么，但也匆匆跑来购买商品，”美国农业部的一名分析师这样对我说道。仅在2008年的头55天，投机者们就向商品市场倾泻了多达550亿美元的巨款；到了7月份，市场上的资金规模达到了3180亿美元。从那时起，食品涨价的趋势就一直维持至今。

随着金钱的流入，银行家们也准备好了一个崭新的“食品衍生工具”赌场。这些新的投资产品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领衔，带动商品市场中其他各类被编入指数的商品价格上涨，这样就将我们引向那一个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也是郁金香、网站和便宜的不动产都曾经遭遇过的问题：食物也产生了价格泡沫。硬红春麦以前的价格一般在每蒲式耳（60磅）4到6美元，但在期货市场上它的价格迅猛攀升至十美元以上并最终达到25美元的高点。正如硬红春麦的价格一样，从2005年到2008年，全世界的食品价格增长了80%——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如此多的投资资本进入到商品市场中，这种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美国谷物与饲料协会负责人肯德尔·基斯如是说。“毫无疑问肯定存在投机行为。”在一条最新发布的简报中，联合国大会食物权特别报告起草人奥利弗·德舒特做出结论称，2008年的“价格高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机泡沫的出现而引起的”。

谷物市场上所出现的现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买高卖的“投机行为”所引起的。如今，标普GSCI不仅提供了累积指数，还提供219种区分明确的指数“指示器”，从而使得投资者可以启动他们的彭博机，在从钯元素到大豆油、从生物燃料到牛饲料的一切东西上面押注。但这些在全球谷物、食用油和生活资料市场上出现的新的投机机会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出现。食品的价格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资金倾泻到这一部门，从而导致食物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确，据估测，从2003年到2008年，投机这一指数的资金增长了19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商品期货市场上一种新类型的参与者带来的需求冲击，”在2008年食物危机期间，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马斯特斯在国会作证时如此说道。

华尔街进军谷物、饲料以及生活资料领域的举动对全世界的食品生产与运输系统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全球食物供给面临着谷物产量紧缩而需求激增的局面，而另一方面，投行们却又设计了一个人为地将谷物期货价格向上推动的力量。结果就是“虚假的”小麦价格支配了真实的小麦价格，而原本只占商品期货市场参与者总数五分之一的投机者，现在的数目却是“真正的买卖人”的四倍。

如今，银行家和贸易商们端坐在食物链的顶端——他们是这个系统中的食肉动物，吞噬着其下的所有人和所有东西。而农民则在接近于最底部的地方苦熬。对于他来说，谷物价格升高本应让他发一笔横财，但投机行为却也让农民种植谷物所需要购买的各种资料价格攀升——从种子、到化肥，再到柴油，所有这些东西的价格都比以前高了。而在最底层则是消费者。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食品在其每周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在8%到12%之间，因此并不会立刻意识到生活费用在上升。但对于全世界约20亿将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购买食品的人们来说，食品涨价所带来的效应就大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了：2008年，有2.5亿人进入了饥民的行列，从而将全世界“无法确保食品充足”的人数推高到10亿人的高峰——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数字。

解决之道究竟在哪里？上一次我到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去的时候，我向几位小麦代理商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简单地将投行只允许做多食品的行为定义为非法，那会怎么样呢？他们的反应是当场大笑。只需要给像是嘉吉投资或是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这样的“真正的买卖人”打个电话，进行一次秘密的资产交换，则银行在期货市场上的份额就完全像是国际小麦买家所购买的，没有任何办法能区分出来。那么如果政府将所有只允许做多的金融衍生产品都定义为非法又会怎样呢？我依旧不屈不挠地问道。回答我的仍然是笑声。这个问题同样可以用一个电话来解决，这次是打给位于伦敦或者香港的某个交易室；新的食品衍生市场已经延伸到国外，从而不再受到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的约束。

与此同时，食品市场的反复无常也摧毁了一个全球合作的大好机会。玉米、大豆、大米和小麦的生产成本越高，则生产谷物的国家就越应当互相合作，以确保那些陷入恐慌的国家（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同时也相对贫穷）不会在食品涨价的风波中产生政治上的巨变。然而谷物生产国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紧张地建立了“以我为先”的政策，包括出口禁令、囤积谷物，以及非洲盛行的新重商主义。也有一些心怀忧虑的活动家和国际机构想要制止谷物交易中的投机行为，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而与此同时，投资指数的资金依旧活力蓬勃，银行家们将利润落入袋中，任由世界其他地方的穷人在饿死的边缘徘徊。

白枫叶

可恶的奸商和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