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东磐谈《父亲的战场》

andrew

　　十年调查 章东磐还原滇缅远征军历史 重塑历史认知
　　这是一段在相当长时间里被主流社会刻意遗忘的历史——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云南省简称）缅战场上，与美国盟军密切配合，在中国本土主动对日军发起战略反攻，并将其逐出国门。随着1945年内战的爆发，这段历史被湮没。
　　战役发生60年后，一群民间人士开始找寻这段历史的真相。其中包括短暂加入的企业家王石、滇缅战场上牺牲的美国梅姆瑞少校的两位女儿、二战时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外孙。
　　如今，发起这次民间调查的章东磐将其十年的调查整理成书——《父亲的战场》。章东磐说：“关于滇西，关于抗日战争史，我只有力量和勇气写这一本书。还有更让人痛心与痛彻骨头的事，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去写。”
　　55岁的章东磐，身份不定，在文人中声称自己是商人，在商人中说自己是文人。当过兵，做过文物鉴定家，编辑美术……他建了中国第一个原木度假村。今天的生意是做军用手电筒。
　　缘起：现代版的迷你文职远征军
　　最近，美国大片《变形金刚2》热播，很少人知道该片中出现的军用手电筒是章东磐做的；就像曾经很少中国人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我国滇（云南简称）西战场，曾经有一支远征军。
　　在1999年之前，章东磐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滇西战场毫无概念，因为这是一段在相当长时间内被主流社会刻意遗忘的历史：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滇缅战场上，中国军队展开反攻。兵分两路，代号X的中国驻印军，向东收复缅甸北部；代号Y的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出发，越过怒江横扫滇西。最终，在美国盟军密切配合下，反攻赢得胜利。滇西战场的胜利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抗击外国列强入侵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首个胜利。
　　随着1945年内战的爆发，滇西战场很快被“遗忘”了。1999年，云南的一本叫《山茶》的杂志（后来的《华夏人文地理》）对滇西战场进行了报道，正巧被当时在云南做生意的章东磐看到。他决定组织一支队伍去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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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东磐将他的考察队伍戏称为“现代版的迷你文职远征军”。队员们背景各异，有人在深圳，有人在云南，有人在美国；有人是商人，有人是作家，有人是家庭主妇……没有专业学者，没有官方背景，也未受托于任何学术和媒体机构，他们只是被远征军的历史所吸引。
　　寻找：“那是一条毒贩才走的路”
　　为了找到那支远征军的足迹，章东磐和他的队伍曾三次徒步翻过高黎贡山，这是二战时海拔最高的战场。当地的老人说，他们走的是一条“只有毒贩子才走的路”。让章东磐吃惊的是，当时的战壕还在、阵亡者的尸骨还在、电话线的磁座还在。“但这么重要的一个战场，几乎没有什么学者实地考察的记录”。
　　高黎贡山上的老乡告诉章东磐，前不久北京一所名校的地理学教授带四个研究生要走这个山。早上这五位科研者开始翻这个山，下午的时候便想办法找救援者。当地的乡党委书记带着一些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弄了下来。
　　在滇西的小村子里，章东磐只要向70岁以上的人一打听，总有老人家能对那场战争说出个一二三四，随便扒拉一块土地，就能扒出个带引线的炮弹，那场60多年前的战斗，把当地人训练成炮弹专家了，他们已经学会如何排除炮弹。
　　章东磐欣慰地发现，历史在它的发生地总会以各式各样有趣的方式鲜活地延续下来，以一些料想不到的方式存在着，影响着今天的人。“在腾冲有私人创立的很小型的、不成样的战争博物馆；还有一位生意做得大一些的酒店老板长期从各方面筹措资金，分发给那些无人赡养的老兵。云南腾冲的李植老伯早已印制好自己的丧帖，上面用宋体字庄严地印着‘中国远征军预备二师卫生队长’。”
　　现在，在远征军的战场上是有人树碑，当做文化资源，但又把这些资源纳入了产业里面。如今为纪念远征军搞的那个国殇墓园，居然是卖门票的。中国所有的纪念碑都被称为景点，而这在国外应该被称为“国家纪念地”，这绝对是应该有区分的。怎么可以拿父辈的尸骨赚钱？
　　其人：入伍碰上认军法不认军长的连长
　　章东磐干什么都是一个业余工作者，都是兴趣使然。他当兵退役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结果成为鉴定家；后来在人民画报出版社编辑美术史，得了金奖；然后又帮一家彩印厂赚了一个亿；中国第一个原木度假村是他建的。他今天的生意是以前军用的手电筒。
　　如今，章东磐又做了一份业余工作，将十年的考察成果写成了一本书——《父亲的战场》。有人说他的书里有学术缺陷，他马上举手投降：“我是在北京十小读书的，我就读到小学五年级便没有上学了，后来除了打群架就是偷鸡。那时候形成非常好的专业技能，一天偷40多只鸡。后来回到196师，再后来那些故事都是乱七八糟的，永远都是乱七八糟的。做学问，我也想但是弄不了。”
　　其实，章东磐的父亲与那支滇西的远征军没有任何关系，将书取名为《父亲的战场》纯属为了表达对牺牲的父辈的尊敬。章东磐的父亲是老革命。“文革”时将15岁的儿子送进了部队。
　　“当年，我参军的部队在天津。有一次周末请假去看父亲的战友——那个军区的军长。连长让我下午5点回，可军长太太留我吃饭，说她会打电话告诉连长这个事情。结果，晚上8点回到部队，连长立马把我叫了过去。我说是军长留我吃饭的，可连长说他不认识军长，让我当天晚上背枪站了一夜岗。”
　　“这件事情，对我一辈子都有影响。我在部队里学会了用意志力战胜困难，学会了受委屈。”
　　话语者章东磐：以史为鉴
　　“如今的中国基本上是“话语双轨制”，民间与官方是两种话语方式。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话语方式，是一种进步。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总是喜欢说“以史为鉴”，鉴是镜子的意思。但实际上我们的“鉴”用的是毛玻璃，脸上的麻子都是看不到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麻子，才会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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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阵亡者
　　“我们总是习惯于笼统地讲历史，我发现在龙陵县为远征军立了一块碑，碑的两面是两个不同的官员题的字，讲述的是相同的内容，但对于伤亡的数字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太荒唐了。看看日本人的战争记录，他们对于每次战役中缴获的弹药都精确到个位。他们在中国、缅甸的战场上为每一匹死去的军马立碑，死亡军人的数目是精确到个位的。而中国人，动辄说死亡数千，这是对牺牲者的尊重吗？”
　　骨子里的宽容
　　“这次调查前后，对我个人生活没有影响，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按规则生活的人。但对于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我在那些老人身上学会了宽容。以前我们总嘴巴上说要宽容。但那些老人，受了那么多苦，仍然真心说要宽容，那是从骨子里说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