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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15 14: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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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邓小平和江泽民
1986年9月2日晚,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只有100多字的短消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消息一出,引得全世界一片震惊,各国政治家竖起了耳朵,世界各大媒体记者千方百计地打探此次交谈的内容。
1986年的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对西方来讲还是很神秘的,而邓小平是这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领导人。多年来,要求邓小平接见的外国新闻记者早已排成了长队,而此前只有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过邓小平。CBS是第一家采访到他的电视媒体。据说,这也是邓小平惟一的一次一对一地接受电视记者的专访。华莱士此次独家采访邓小平,让CBS在全世界名声大噪。
5天之后,当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出现在美国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人们从这张熟悉而平静的面孔上,领略了一个东方政治家的才干和智慧。华莱士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世界所有重要媒体的舆论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人民日报》于9月8日和9月15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与华莱士谈话的详细内容。1993年9月,《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8年后,华莱士向中国记者披露了这次采访的细节。
1986年初,华莱士由好友辛迪·瑞汀博格引荐来到中国。辛迪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后来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朋友。华莱士一行在南方领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当时,海外媒体和舆论讨论最多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从南方一路畅游到北京,华莱士突发奇想,为什么不直接采访这场改革的发起人,从他的嘴里找到答案?于是,“60分钟”栏目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华莱士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北京方面正式答复说邓小平愿意接受采访。
后来,华莱士谈到对邓小平的印象时,说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采访过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但邓小平和他们都不同。他的智慧,他面对挫折表现出来的豁达态度,他的务实精神,他说话直截了当的风格,以及他人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都令西方人着迷。
2000年,华莱士在北戴河见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采访中,针对中国的民主状况、中美关系、李文和间谍案等诸多敏感问题,华莱士把他想问的,都毫无避讳地问到了。两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用幽默缓和气氛。在采访中,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还是那个华莱士,还是典型的华莱士的强硬风格。江泽民对于这次采访和华莱士本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巅峰背后——沮丧和愤怒
镜头前的华莱士总是锋芒毕露,自信无限。然而,绚烂星光背后,这颗灵魂也在阴影中挣扎了二十多年,他承认:“我从来不是一个拥有强大能量的人。”
在CBS华莱士回顾特别节目《我是迈克·华莱士》中,华莱士向同事莫利·塞弗承认,自己曾经长年饱受抑郁症的困扰。
噩梦始于1981年。当时,华莱士做了一期后来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纪录片“没有算在内的敌人:越南的欺骗”。在这档节目中,华莱士以一贯的作风,逼问参加越战的美国将军威斯特摩兰是否谎报军情,夸大越共实力,导致美军在越战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节目播出后,威斯特摩兰以诽谤罪将华莱士和CBS告上法庭。官司打了4个月,最后由CBS作出道歉,而威斯特摩兰也放弃了1.2亿美元赔偿的要求。
那年秋季,华莱士几乎每天都必须列席法庭,坐在被告的位置。“坐在法庭上,听着自己和同事不断地被叫作说谎者、造假者甚至叛徒”,这对一直为自己的职业和成就骄傲的华莱士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折磨。“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道德和名誉被撕裂了,即使审判结果完全有利于我们,都不能弥补这种伤害。”
华莱士越来越沮丧。他开始整夜失眠,开始吃安眠药,结果早晨神志昏沉,无法起床,没有胃口,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情绪的极度低迷一直持续到当年冬季。和第三任妻子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婚姻之后,华莱士又开始独自一人生活。幸好这时有了玛丽·伊兹。玛丽的前夫特德·伊兹是华莱士在“深夜追击”中的同事和搭档,两家平时交往甚密。1967年,为NBC拍摄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六日战争新闻时,伊兹在东耶路撒冷中弹身亡。华莱士和玛丽最终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她的爱和支持,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华莱士对玛丽一直心怀深深的感激。
对这桩官司,华莱士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在他看来,CBS的管理层要为这个案子负一定的责任。“我对我那些上司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和困惑不解。”
在所有新闻报道类型中,调查性新闻是风险最高、耗时最长、成本最大的一种,稍有闪失,就可能引来巨大麻烦。在各种势力的博奕中,他也常常面临抉择和矛盾。
自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电视新闻节目都要依靠香烟广告商的赞助,华莱士的节目也不例外。他会在节目一开始来一段香烟广告。访谈结束后,面对镜头再做一段香烟广告;有时也会在节目中谈到近来去欧洲的旅行,称赞Philip Morris香烟是海外旅行的好伴侣;他甚至会在节目现场抽烟,这是广告商的要求,而华莱士自己就是个老烟枪,觉得“在镜头前抽烟,有一种很好的现场视觉效果”。
然而,1994年,华莱士和以调查新闻见长的同事洛威尔·伯格曼一起,把视线投向美国的烟草行业。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烟草巨头B& W的一桩绝密丑闻,并由此找到了曾担任该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掌握着公司绝密资料的韦甘。但是,韦甘被解职之前,曾和B&W签过保密协定,如果韦甘的面孔出现在镜头前,可能会引起法律上的麻烦。
为了避免可能的商业利益冲突和法律诉讼,CBS高层开始向“60分钟”节目组施加压力,要求删除对“吹哨人”韦甘的采访,在报道中不直接点名,而是代之以匿名的“某烟草业巨头”。CBS新闻中心主管唐·海华特对华莱士反复强调:“记住,我们并不是联邦的光荣斗士。”最后华莱士做出妥协,同意节目按管理层要求删改后播出。
在2005年出版的自传《你我之间》中,华莱士承认了自己的悔意,认为自己当时所做的妥协后来证明是个错误。CBS上层对“60分钟”节目的干涉,让他感到愤怒,让他有被背叛的感觉。同时,他也坦承了自己当时的怯弱,“我不想放弃CBS给我带来这么大满足感的这个职位,我当时已经77岁了,如果再在别的地方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
烟草业黑幕的这次报道,也改变了华莱士与新闻战友之间的关系。在华莱士的职业生涯中,海华特原本是特德·伊兹之外,对他影响最长久和最重要的制片人。但是烟草案报道之后,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我永远无法原谅海华特没能顶住公司要求我们封口的压力,他这样做,损害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损害了 ‘60分钟’具有标志性的、对事实无畏报道的传统。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了。”
另一方面,当时拒绝删改节目的伯格曼,对华莱士的“背叛”也极度不满。由于和管理层的关系紧张,他在愤怒和抑郁中离开了CBS,这一直让华莱士心怀歉意。
如今,华莱士每天都可以心满意足地和妻子玛丽共进晚餐了。然而,他依然不愿意退出这个曾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舞台。“我的眼睛和耳朵确实不如从前了,但是,只要有可能,我还会往前走。”他摆明态度:“退休是一回事,处于退休状态又是另一回事。”
尽管“60分钟”节目组不乏美国最一流的男女主播和记者,但是人们依旧会怀念那个总爱向名人抛出凶狠问题的华莱士。CBS仍为华莱士保留着单独的办公室,华莱士也会不定时地参与“60分钟”的节目制作。现在,他还剩下一件事没完成——采访总统布什。华莱士开玩笑说,自己曾给白宫写过一封信:“在我和落日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前,请让我有机会采访总统阁下。”为此,华莱士会随时做好准备。
“我的墓志铭?我希望这样写——他粗鲁,但是公正——就这一句,我不需要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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