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什麼是次貸危機一看就明瞭

西行客

什麼是次貸危機一看就明瞭 - 這篇寫的真是太好了

過去在美國，貸款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 用卡到電話帳單，貸款無處不在。當地人很少一次現金買 房，通常都是長時間貸款。可是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失業和 再就業是很常見的現象。這些收入並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 入的人，他們怎麼買房子呢？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他 們就被定義為次級貸款者。

大約從10年前開始，那個時候貸款公司漫天的廣告就出現在 電視上、報紙上、街頭，抑或在你的信箱裏塞滿誘人的傳單：

『你想過中產階級的生活嗎？買房屋吧！』

『積蓄不夠嗎？貸款吧！』

『沒有收入嗎？找阿囧貸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們提供零首付！』

『擔心利息太高？頭兩年我們提供3％的優惠利率！』

『每個月還是付不起？沒關係，頭24個月你只需要支付利
息，貸款的本金可以兩年後再付！想想看，兩年後你肯定
已經找到工作或者被提升為經理了，到時候還怕付不起』

『擔心兩年後還是還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
看現在的房子比兩年前漲了多少，到時候你轉手賣給別人
啊，不僅白住兩年，還可能賺一筆呢！再說了，又不用你
出錢，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難道我敢貸，你還不敢借』

在這樣的誘惑下，無數美國市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貸款買房 屋。（你替他們擔心兩年後的債務？向來相當樂觀的美國市
民會告訴你，演電影的都能當上州長，兩年後說不定我還能 競選總統呢。）

阿囧貸款公司短短幾個月就取得了驚人的業績，可是錢都貸 出去了，能不能收回來呢？公司的董事長-阿囧先生，那也 是熟讀美國經濟史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房地產市場也是有 風險的，所以這筆收益看來不能獨吞，要找個合夥人分擔風 險才行。

於是阿囧找到美國財經界的領頭大哥--投資銀行。這些傢伙
可都是名字響噹噹的大哥（美林、高盛、摩根），他們每
天做什麼呢？就是吃飽了閒著也是閒著，於是找來諾貝爾
經濟學家，找來哈佛教授，找來財務工程人員，用上最新
的經濟資料模型，一番金融煉丹（copula 差不多是此時煉
出）之後，弄出幾份分析報告，從而評價一下某某股票是
否值得買進，某某國家的股市已經有泡沫了，這一群在風
險評估市場呼風喚雨的大哥，你說他們看到這裡面有沒有
風險？開玩笑，風險是用腳都看得到！可是有利潤啊，那
還猶豫什麼，接手吧！於是經濟學家、財務工程人員，大
學教授以資料模型、隨機模擬評估之後，重新包裝一下，
就弄出了新產品--CDO（注：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債務抵押債券），說穿了就是債券，通過發 行和銷售這個CDO債券，讓債券的持有人來分擔房屋貸款的 風險。光這樣賣，風險太高還是沒人買啊，假設原來的債券風險等 級是6，屬於中等偏高。於是投資銀行把它分成高級和普 通CDO兩個部分(trench)，發生債務危機時，高級CDO享有 優先賠付的權利。這樣兩部分的風險等級分別變成了4和 8，總風險不變，但是前者就屬於中低風險債券了，憑投 資銀行三寸不爛"金"舌，在高級飯店不斷辦研討會，送精 美製作的powerpoints 和 excel spreadsheets，當然賣 了個滿堂彩！可是剩下的風險等級8的高風險債券怎麼辦呢？避險基金 HedgeFund又是什麼人，於是投資銀行找到了避險基金， 那可是在全世界金融界買空賣多、呼風喚雨的角色，過的 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這點風險簡直小意思！於是憑藉著 關係，在世界範圍內找利率最低的銀行借來錢，然後大舉  買入這部分普通CDO債券，2006年以前，日本央行貸款利率 僅為1.5％；普通CDO利率可能達到12％，所以光靠利差 避險基金就賺得滿滿滿了。

這樣一來，奇妙的事情發生了，2001年末，美國的房地產一 路飆升，短短幾年就翻了一倍多，天呀，這樣一來就如同 阿囧貸款公司開頭的廣告一樣，根本不會出現還不起房屋 貸款的事情，就算沒錢還，把房子一賣還可以賺一筆錢。 結果是從貸款買房的人，到阿囧貸款公司，到各大投資銀 行，到各個一般銀行，到避險基金人人都賺錢，但是投資 銀行卻不太高興了！當初是覺得普通CDO風險太高，才丟 給避險基金的，沒想到這幫傢伙比自己賺的還多，淨值拼 命地漲，早知道自己留著玩了，於是投資銀行也開始買入 避險基金，打算分一杯羹了(greed!)。這就好像阿宅家裏
有放久了的飯菜，正巧看見隔壁鄰居那只討厭的小花狗，
本來打算毒它一頓，沒想到小花狗吃了不但沒事，反而還
越長越壯了，阿宅這下可傻眼了，難道發霉了的飯菜營養
更好？於是自己也開始吃了！

這下又把避險基金樂壞了，他們是什麼人，手裏有1塊錢，
就能想辦法借10塊錢來玩的土匪啊，  現在拿著搶手的CDO當然要大幹一票！於是他們又把手裏的  CDO債券抵押給銀行，換得10倍的貸款操作其他金融商 品，然後繼續追著投資銀行買普通 CDO 。

科科，當初可是簽了協議，這些普通 CDO可都是歸我們的 .
投資銀行實在心理不爽啊，除了繼續悶聲買避險基金和賣普 通CDO給避險基金之外，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新產品，就叫  CDS（註：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違約交換）好了， 華爾街就是這些天才產品的溫床：一般投資人不是都覺得 原來的CDO風險高嗎，那我弄個保險好了，每年從CDO裏  面拿出一部分錢作為保險費，白白送給保險公司，但是將 來出了風險，大家一起承擔。

以AIG為代表的保險公司想，不錯啊，眼下 CDO 這麼賺錢，
1分錢都不用出就分利潤，這不是每年白送錢給我們嗎！避
險基金想，也還可以啦，已經賺了幾年了，以後風險越來
越大，光是分一部分利潤出去，就有保險公司承擔一半風
險！於是再次皆大歡喜，Win-Win Situation！CDS也跟著
紅了！

但是故事到這還沒結束：
因為"聰明"的華爾街人又想出了基於CDS的創新產品！找更多的一般投資大眾一起承擔，我們假設 CDS 已經為我們 帶來了 50 億元的收益，現在我新發行一個基金，這個基 金是專門投資買入 CDS的，顯然這個建立在之前一系列產 品之上的基金的風險是很高的，但是我把之前已經賺的50 億元投入作為保證金，如果這個基金發生虧損，那麼先用  這50億元墊付，只有這50億元虧完了，你投資的本金才會 開始虧損，而在這之前你是可以提前贖回的，首次募集規 模500億元。天哪，還有比這個還爽的基金嗎？1元面額 買入的基金，虧到10%都不會虧自己的錢，賺了卻每分錢 都是自己的！RatingAgencies看到這個天才的規畫，簡 直是毫不猶豫：給出 AAA 評級！

結果這個基金可賣瘋了，各種退休基金、教育基金、理財產 品，甚至其他國家的銀行也紛紛買入。
雖然首次募集規模是原定的 500 億元，可是後續發行了多
少億，簡直已經無法估算了，但是保證金 50 億元卻沒有
變。如果現有規模 5000 億元，那保證金就只能保證在基
金淨值不虧到本金的 1% 時才不會虧錢，也就是說虧本的
機率越來越高。

當時間走到了 2006 年年底，風光了整整 5年的美國房地產
終於從頂峰重重摔了下來，這條食物鏈也終於開始斷裂。
因為房價下跌，優惠貸款利率的時限到了之後，先是普通
民眾無法償還貸款，

然後阿囧貸款公司倒閉，避險基金大幅虧損，繼而連累AIG
保險公司和貸款的銀行，花旗、摩根相繼發佈巨額虧損報
告，同時投資避險基金的各大投資銀行也紛紛虧損，然後
股市大跌，民眾普遍虧錢，無法償還房貸的民眾繼續增
多，最終，美國Subprime Crisis 爆發接近成為 Prime
  Crisis。

Credit Crunch 開啟的地獄大門，還不知道如何關上……

育空

（一）2008年金融危机的本质

YST 多次声明自己并非经济专家，但是经济的学问再怎麽大，经济的基本观念是简单的，任何高深的经济学都要回到简单的基本面来面对考验。所以任何有点算术头脑的人都可以做出自己对经济的评估，其结果经常不亚於某些经济专家，甚至优於很多职业经济专家。

现在说美元有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属於没有意义的後知後觉。YST 最早谈论美元发行过量是在2005年07月21日，当时至少遭受两个台湾职业经济学家的攻击和嘲笑。今天如果不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在美国的恳求下善意地握住手中大量的美元，美元早就崩溃了。

经济学家的话是不能迷信的，经济的判断最好倚靠个人的经验与基本常识，不能对专家盲从。这是因为经济是一门非常软的科学，跟心理学差不多。经济的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s）是学术象牙塔裏的玩物，全是建築在不存在的假设上，所以这些模型不可能準确。经济的数学模型经常误导专家，误己又害人。基本上，经济属於各说各话的一门学问。这就是为什麽我们经常看到两个经济专家对同一个经济问题发表南辕北辙的谈话。

美国今天的经济品质远比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恶劣，当年亚洲国家只不过外汇準备不足而已，基本经济的条件（在不受到强大外力干扰下）是稳定的，外贸和政府预算也是平衡的，但是即使这样就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动金融攻击，落得悲惨下场。而美国的经济品质基本面很差，有大量的双赤字而且不寻求解决，美国以债养债，用强大的军力压住阵脚，维持美元表面的稳定，但是内容是虚空的。

YST 今天以最简单的常识来看这个问题，评论直截了当。

首先，让我们来界定这次金融危机的範围。这次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然後扩张到全球，但是全球各地受到影响的程度不同。除了像冰岛这种小国面临国家破产，其他国家都没有严重到崩溃的程度。全世界的金融都受到伤害，但都是可以恢复的，除了祸害的原凶 — 美国。

理论上，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破产，因为她已经没有偿付欠债的能力；

实际上，由於美国的欠债都是以美元计算，所以美国可以印钞票还债，这是美国不破产的唯一方法。

造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叁个：一是人性的贪婪；二是政府的无能；叁是学术界的推波助澜。

第一个原因最无奈，贪婪是人类的天性，无法根除，只能诚实面对；

第二个原因最不可原谅，因为这个金融危机完全是政府可以防止的；

第叁个原因最可恶，因为士大夫的无耻是为国耻。

下面我们就从这叁个原因分别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人性的贪婪

几千年来人类所争的就是财富的分配，人性的贪婪在商业上表现得最直接、最明显、也最彻底。人类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财富的争夺，有文争，有武夺。武夺就是通过战争，文争就是通过制度。不论是哪一种，贪婪是所有争夺的动力。

１. 美国商界吸引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一个学理工的朋友曾经对我说，７０年代他在某长春藤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班上有个犹太人成为他的朋友。有一次他们聊天，这位犹太同学说：「我们犹太人，第一流的人才去读商，第二流的人才去读医或法，我是第叁流的人来读理工」。

呵呵呵！这就是老美过去30年的现象。这也难怪，人都是往钱多的地方钻，非常自然。人的基本心态是好逸恶劳的，总是寻求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的酬劳。

就事论事，商业不但是钱最多的地方，商学院也是比较容易读的科系。譬如商学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刊物叫「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YST 曾经在图书馆翻阅过这个杂誌。YST 不过是一个普通学理工的人，那个研究刊物上的文章随便找一篇一看就懂，而且可以明确看出文章内容的贫乏。这个杂誌大部分的文章属於垃圾，没有什麽价值。

理工方面的研究杂誌也有垃圾文章，但是比例上要少很多，尤其在难易的程度上，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多半连第一页都看不懂。

为什麽商业的研究刊物与理工方面的研究刊物难易的程度差这麽多、知识水平的高低也差这麽多呢？

答案很简单：第一，理工方面的研究需要高度累积性的知识，而商业研究累积性的知识很少。第二，理工方面的研究需要严密的科学论证，而商业研究的论证非常松散，甚至没有，流於自说自话。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学院院长就曾经说过：你只要比较一下工学院的课程与商学院的课程，你很容易就发觉二者之间难易的差别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想想看，一个容易唸、出来赚钱又特别多的科系，当然特别吸引年轻人，而且是最聪明的年轻人。

２. 贪婪被合理化

我们看到，商业学理缺乏严谨的课程（一大堆没有理论基础的 case study），商业研究没有坚实（solid）的发展空间，商业运作也没有客观的评论标準。所以商场上的经理们所走的方向就是追求短期的最大利润与玩弄遊戏规则，最厉害的、也是最糟糕的，就是改变政府的法律取得更大的遊戏空间。

美国最聪明的年轻人进了商学院，唯一的目的就是赚大钱，驱使他们的唯一动力就是贪婪。大家都知道1986年一个大企业的执行长（CEO），Ivan Boesky，在加州大学一个商学院的毕业典礼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Greed is alright！”成为商业界的经典名言。贪婪被合理化了。

想想看，一群美国最聪明的人主持美国庞大的金融机构，设计种种花样玩金融遊戏，在贪婪的驱使下无止境的追求短期利润与个人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出问题的。

现在让我们把讨论的範围从广泛的商业限制在金融业。

（叁）金融业的贪婪运作

１. 金融工程与衍生商品

大家必须明瞭金融业是一个纯粹的服务业，金融业的钱最多，但是这些钱都是别人创造的。在讲求利润的商业界裏，金融界的利润是最虚空、含金量最低、最不应该获得的（the least deserved）。

所谓“钱生钱”是一个骗人的假象，金融业只能转移财富而不能製造财富，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

所有华尔街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把钱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後在过程中套取丰厚的利润。

金融业不比製造业，是一个零和遊戏。钱就这麽多，大家在同一个口袋裏抢钱。就像一块大饼大家抢食，聪明的银行想出花样多吃了一块，别的银行就只能少吃一块。     

YST 不同意 ant的论点就是她说：「衍生商品是必需品」；YST 也反对 ant的论述中所说的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为什麽？因为经过金融工程製造出来的衍生产品没有增加价值（no added value）。这些衍生商品都是金融业为创造利润所发明的捞钱工具，它们对社会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和祸害。

２. 金融业的「信用违约保险」（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 CDS）

金融业的衍生商品纯粹是一个套利的工具，对社会只有害处没有好处。这次全世界的金融风暴就是由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叫「信用违约保险」引发的。今天我们就用「信用违约保险」来作例子。

最原始的贷款买房子是非常好的金融制度：

1.要求贷款者付20％的头款，表示贷款者的责任心；

2.要求贷款的总数不能超过贷款者的年收入的四倍，也就是说年收入10万元的家庭，银行顶多借给你40万元买房子。

这是最基本的金融产品，这个产品使很多原来买不起房子的年轻夫妻可以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活络了经济，因为小夫妻买了房子就要买家具、买电器、买装潢．．．买一大堆东西。  

这个基本金融产品是好的。为什麽好？因为银行与贷款者的责任与风险都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容易计算。贷款者知道如果付不出每个月的贷款就有可能失去房产和20％的头款；银行知道如果呆帐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政府关闭，取消营业资格。在责任与风险的平衡下，社会活动平稳运转。

但是金融界搞了一个新花样把银行贷款的风险卖给保险公司，这就是「信用违约保险（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 CDS）」，银行交付一定的保险费把违约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来赔偿。於是银行赚钱是稳的，风险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你想想，天下有这等好事吗？

美国有一句话：If it look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n it is not true.

保险公司非常精明，在购买了很多银行的大批房屋贷款後把这个产品包装一下，用一个新面目卖给另外一个金融机构获取立即的利润。这个金融机构又重新包装再卖给下一个金融机构。新包装一个比一个複杂，这样子最原始的贷款风险就不断地转手。

接著，银行因为没有风险，胆子就越来越大了，20％的头款取消了，甚至贷款者的收入也不审查了，变成人人都可以买房子，房地产的市场当然变得非常活络，房价也不断地节节升高。房价快速地升高更加刺激房地产市场，因为在不要头款的情形下一个家庭就可能买了好多栋房子做为投资。

保险公司也不是傻瓜，高薪养了一批精算师来计算风险，风险高的贷款保费也提高，算出结果仍有利润，所以「信用违约保险」照样买进又卖出。

就这样雪球当然越滚越大，这一定出问题的。经过重新包装後的风险计算已经变得非常複杂，说老实话，我不认为那些精算师能算得清楚，但是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经过包装後欺骗普通投资人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骗外国的投资者。

３. 「信用违约保险」是一个骗局

金融业是由美国最聪明的这批人来玩花样，所谓花样就是不断包装新的金融衍生商品来圈钱。但是这些人再聪明，明眼人立刻就看出这是一种欺骗，你不需要算数很好就知道这个金融衍生商品一定会垮掉。为什麽？因为它违反了经济最基本的原则。

从理论上，「信用违约保险」能够持续运转是基於一个假设：房价会不断地上涨。

这个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当房价飙升的速度超过人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那麽经济的繁荣是虚假的，房地产的欣欣向荣是银行界不负责任的贷款所造成的假象，这个假象在某一天一定会崩溃。

从实际经验上，美国房地产的起落一向是周期性的，一个周期大约是七年。

所以不论是根据理论基础还是实际经验，房价崩溃带动金融崩溃是迟早的事，YST 只是不知道什麽时候会发生，因为我没有资料。

当每个月缴不出贷款的人越来越多，保险公司就会倒闭。保险公司一倒闭就不能兑现给银行提供的保险，银行也要倒闭。附带的，那些购买 CDS证券的外国投资公司也要吃下所有的损失，因为那些贷款证券根本不值钱了。当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眼看这个由CDS建构出来的虚拟大厦即将倾倒时终於断然出手，360亿美元的债券只卖了6亿。但是即是这样也不能避免美林证券最後的破产倒闭，因为槓桿太高了，美林证券没有足够的资产来填补损失。

其实金融界的人不是傻瓜，他们都知道有问题，但是他们停不下来。其实也没有人会在乎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在追求短暂的利益，活在没有明天的日子裏，他们只关心今年的分红是多少。犹太人由於两千年来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又遭受别人的歧视，形成了这个民族快速获利、迅速移动资产的流动民族特性。这些倒闭的银行和投资公司，它们的执行长每年分红都在一千万美元以上，在倒闭前他们早就把资产移到国外去了，把烂摊子留给政府和纳税人。

最无耻的就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林证券最後一任的CEO，他们在离开以前都为自己交涉好了超过两千两百万美元的离职金。他们真不愧是美国最聪明的人。

恶人居然有善报，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

（四）美国政府的无能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看到企业界的 CEO天文数字的薪水与福利不加以规範，导致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日渐退化，标準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车公司，但是这到底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美国政府看到金融界的 CEO天文数字的薪水与福利不但不加以规範而且还放松相关法律让他们放手幹，譬如美国国会在1999年取消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界限，让高风险的投资银行和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合在一起经营，这後果就非常严重了。

投资银行进入商业银行的营运领域自然不会放过房屋贷款这块大饼，投资银行把手中的房屋贷款进行分类等级然後创造不同的金融衍生产品，叫做「房屋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 CDO）。投资银行把 CDO销售给广大的投资者套取利润，这一来受到牵连的金融机构範围就很大了，遍佈国内外。这些都拜金融衍生产品之赐。我不相信投资者也好、投资银行本身也好能算得清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真正的风险，不可能的。大家只看到两件事情，房价在不断地攀升，所有的人都在赚钱。
  
商业银行的存款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10万元的保额，投资银行美国政府是不担保的。但是投资银行进入CDS与CDO的买卖，现在一旦倒闭受到打击的範围就非常大了。

这些最聪明的美国人创造了CDS与CDO这两个衍生金融商品，但是这些衍生商品对社会没有增加一点点价值（no added value），唯一的目的就是透过它们来圈钱。

YST 即使不研究经济也知道房地产市场在国家经济中占非常关键的地位，没有人敢在这上面开玩笑。为什麽？因为牵涉到的金钱数字太过庞大。房子是美国人民最大的一项资产，房地产不但个别的价值高而且数量非常大。美国是超级富裕的大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附近随便一栋房子价值都超过两百万美元，美国房价上升和下跌所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是不得了的，是以兆美元（trillion dollars）计算的，哪裏是任何保险公司或投资银行赔得起的。这是用最简单的算术就知道的常识。
  
美国通过法律让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

想想看，一群美国最聪明和最贪婪的人要求政府放松管制让他们自由地玩金钱遊戏，美国国会议员禁不起投资银行的遊说，通过了这项法律。美国政府这就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让庞大的流动资金炒作房地产，一定出问题的，应了中国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

当月入两千的家庭成功向银行借贷，买了40万的房子，大家都相信明年这房子会涨到50万。你想想，这能不出大事吗？

（五）学术界的推波助澜

美国政府对金融界放松管制固然是由於投资银行的大力遊说与金钱攻势，但是美国学术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肯定是有绝对关係的。

在美国的学术界有一大批经济学家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其中至少有四个人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

米勒（Merton H. Miller ），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可维兹（Harry M. Markowitz），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拉斯（Myron S. Scholes），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顿（Robert C. Merton ），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叁个得奖者都是美国犹太人，莫顿是否是犹太人我不能确定。

米勒与马可维兹得奖的理由是“在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上有开创性的贡献”

（“for their pioneering work i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索拉斯与莫顿得奖的理由是“鑑定金融衍生产品价值的一个新方法 ”

（“for a new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derivatives”）。

就是这些人的乌龙学术促使金融衍生产品大行其道，直接导致这次美国的金融崩溃和全世界的金融灾难。

美国学术界对莫顿的讚誉包括“在数学金融（mathematical finance）领域的终身成就奖”和“现代金融学理论的牛顿”。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讚誉不觉得很讽刺吗？

莫顿与牛顿唯一相似之处就是名字都有一个「顿」字。牛顿在力学上创立的定律如果和莫顿的数学金融一样乌龙的话，今天有人敢坐飞机吗？

经济学术界不要脸的人和浪得虚名的人何其多。

（六）人民的觉醒

１. 人才导向的错误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要用最优秀的人才去创造财富，而不是用最优秀的人才去玩零和的圈钱遊戏。美国长久以来本末倒置，现在在科学与工程从事辛苦研究的大多数是移民。

２. 金融衍生产品没有这个需要

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很难评估，因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是虚浮的加上精算师的计算也不可靠。最重要的是金融衍生产品没有这个需要。经济学家在金融衍生产品上作文章，很大程度上属於学术性质。保险精算师的计算也是鬼打架，因为他们计算的假设前提没有充分的论证。

金融投资是一种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属於心理学的範围，是非理性的，根本没有定论。人的行为随著时间、地点、民族性、教育程度、莫名其妙的情绪或刺激．．．等等而改变，不可能有适当的量化。金融衍生产品的数学模式一旦複杂化就失去实际意义，莫顿的“数学金融学”保证是鬼打架的玩意儿。任何或然率的计算都是不可靠的。

３. 不能过分信赖经济学家

经济不是科学。如果硬要把经济划分成科学的话，经济也是一个非常软的科学，只比心理学硬一点点。经济学家的话只能参考，不能轻易相信或采纳，要一点一点地实验并且进行长期的观察和修正。这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

４. 金融界充满贪婪的骗子

我们用破产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作例子。为什麽用它做例子？因为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它是美国四大投资银行中最早破产的，而且美国政府不救它。美国列出了十大做错事的人（“Ten Most Wanted Culprits”），雷曼兄弟最後一任的执行长富尔德（Richard S. Fuld, Jr.）名列第九。

富尔德从基层幹起，在雷曼兄弟这个投资银行工作有39年的历史。根据Equilar（一家专门研究企业经理薪资的公司），富尔德从1993年到2007年薪资与红利一共领取了接近五亿美元，即使在濒临倒闭的2007年富尔德也从公司拿走了四千五百万美元。这些年来，雷曼兄弟的高级经理每年的薪资与红利都超过一千万美元。

富尔德在国会作证时态度傲慢，他承认最後８年总共领取的薪资与红利是３亿５千万美元，是很多钱，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有错，钱也拿得心安理得，他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错全在政府不出手援助。看到没有？这就是美国最聪明的精英，华尔街的英雄。

富尔德只能在这次金融崩溃的罪人中排第９，大家可以想像这罪魁祸首是如何恶劣了，也可以看出华尔街已经病入膏肓。

有一部分失业的华尔街金融人士进入上海的金融界工作，我认为这不是中国的福气。这些人基本上是垃圾，他们的 mentality就有问题，人格已经定型，他们不会为中国作出真正的贡献但是很有可能为中国带来灾难。

（七）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在1968年增加了经济学奖，这是一个笑话。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奖就是遵照诺贝尔的遗嘱，只颁给五个领域 — 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与和平。诺贝尔在遗嘱上明言这个奖不得包括数学。

1968年为了庆祝瑞典中央银行成立叁百週年，瑞典中央银行就设立了一个经济奖，这也无可厚非，随便取一个甚麽名字也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为了提高这个经济奖的含金量，瑞典中央银行硬生生地盗用了诺贝尔的名号，这就不对了。诺贝尔并没有授权给後世人这麽做。

经济学这门学术太软，留给研究者胡乱下结论的空间太大。後果不单是学术上欺世盗名，而且实际上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两位美国人，甘先生和古先生（Kantorovich and Koopmans），因为他们创造了最佳投资的理论。他们得奖的论文是「最佳资产分配的理论」（theory of optimum allocation of resources）。两位专家号称根据他们的理论投资就无往不利。

甘先生和古先生领奖以後，有好事的记者问他们：「既然这个理论这麽厉害，你们有没有想过用这笔奖金来证实这个伟大的理论呢？」

两位经济学家回答说：「我们正準备这麽做。」

猜猜看後来发生什麽事？

甘先生和古先生用他们发明的理论作投资，输光了他们全部的诺贝尔奖金。这是对经济学家最好的註解。

经济学家的乌龙事件太多了，费德曼（Milton Friedman，1975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自由经济理论用在南美洲，搞垮了南美洲的经济。我们还没有学到教训吗？

1999年，美国国会被金融界的金钱遊说和鼓吹金融衍生商品的经济学家误导而改变法律。2008年，美国金融界的操盘手们捞走了大量金钱，把烂摊子留给政府和美国纳税人来收拾。这种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值得鼓励吗？  

经济学家盗用了诺贝尔的名号就增加了他们说话的份量，一再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基本上违反了诺贝尔奖设立的宗旨，那就是诺贝尔奖要颁发给“那些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士”。   

诺贝尔经济奖早就该取消了，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小圈子随便彼此讚誉和取暖，我们都无所谓，随便颁发什麽ＸＸ奖，我们也不在乎，但是不能盗用诺贝尔的名号。

再说一遍，莫顿与牛顿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

（八）美国政府如何处理金融危机

为了挽救金融崩溃，美国要求外国的中央银行拿出百分之十的外汇存底来买美国公债。笑话，凭什麽？

过去这些美国投资银行在国外炒作汇率，製造了亚洲的金融危机，从亚洲国家捞走了大量的金钱。今天这些投资银行恶贯满盈、面临倒闭，亚洲国家凭什麽要救他们？

美国金融界犯下的错误、美国金融人士的贪婪和美国人民过度的消费为什麽要全世界来分担灾难的後果？

美国七千亿元的抢救金融计画完全是治标不治本，七千亿美元丢进这个黑洞一下子就不见了。美国的金融黑洞据估计超过60兆美元，这会把全世界都拖下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来自华尔街的高盛（Goldman Sacks），他提出的计画根本是不负责任的，完全站在投资银行的一方，而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

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

１. 将联邦储蓄（Federal Reserve）收归国有

目前的联邦储蓄是私有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也没有发行钞票的权力。美国应该趁此机会将联邦储蓄收归国有，成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加强美国的金融管理。

２. 立法限制银行的运作

银行要有足够的準备金才能允许运作，这个準备金与银行的营业额有一定比例的关係。政府立法限制银行进行投机和高风险的金融活动。任何银行一旦亏损接近它的準备金就取消它的营业资格。

金融人员的薪水要受到限制，尤其执行长和高级经理的薪资与福利需要有绝对的上限，譬如一年不得超过50万美元。执行长的薪资要与低层员工有一定的比例，譬如执行长的薪资与福利不得超过中间值（median income）的10倍。

金融机构其实只需要做非常固定（routine）的工作，所以中等人才就可以了，不需要员工挖空心思想新花样，也不需要付给他们特别高的薪资。金融工作本来就不是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金融工作即使有什麽创造，其困难度和社会价值也远远低於製造业。为什麽？因为金融业只能转移财富，不能增加财富，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和製造业不成比例。转移财富的人比创造财富的人收入高，这是不合理的。

３. 平衡预算、消除赤字、降低国债

YST 最看不起美国经济学家的地方就是抛弃基本常识的胡说八道。美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根本是双赤字（贸易赤字与政府赤字）。如果双赤字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什麽都是空谈。美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平衡政府预算，这是最容易的，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麽其他一切都免谈。

美国联储会的主席伯纳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博士，讲了一大堆金融纾困计划其实只有两招：一招是发行国家债券，以债养债；另一招就是开动机器印钞票。

说一句老实话，如果这样就能够做联储会的主席，那YST也能做这个主席，坐领高薪。这个出身全世界评估第一名的 MIT经济博士能够被人看得起吗？

４. 製造业与服务业  

平衡贸易赤字要靠製造业，不能靠服务业。对任何国家而言製造业都是基础，服务业是寄生在製造业上的。美国如今本末倒置，GDP 的70％是服务业，一流人才都流向服务业，这会出问题的。特别是金融业的收入太高，高到不成比例，2006年华尔街的金融业有35万人，平均每个人分红30万美元，是美国人平均工资的７倍。请问，他们对美国的贡献是其他行业人的７倍吗？这样的财富分配对製造业造成伤害，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也造成伤害。

小国家如新加坡可以把重点放在服务业，但是大国不可以。你想想，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人民不想如何製造更好的汽车，却只想卖汽车保险赚大钱，这个国家会有希望吗？看看底特律那些被遗弃的一排排的房子、满是塗鸦和没有维修的社区，创造财富的製造业都萎缩了，金融业靠什麽来运转？这个国家能不发生金融危机吗？

任何大国或任何重要国家必须靠强大的製造业来创造财富，而不是靠服务业去圈钱。

（九）金融危机中国应该做什麽？

YST 对美国的未来不乐观，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好日子已经走到头了。快则５年，最慢也不会超过10年，美国必须被迫作出改变，不可能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美国政客有勇气告诉美国人民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change the life style），因为政客这样做会选不上。

美国人目前愿意做的选择就是叁种：举债度日、印钞票、打仗。

上面的第叁种选择基本上就是 asx的论点，也是我把 asx这篇文章上升到重要的理由。

金融危机引发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有幅员辽阔的叁个核大国，大战的发展很难预测，大战的後果很难评估。但是美国政府企图透过战争来加强美元的地位则毫无疑问。YST 只需要举出一件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论点。儘管美国有这麽大的财政赤字，美国的军事预算每年不断地增加，武器的研发从未停止。美国参议院在2007年10月01日以92票赞成、３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总额为6480亿美元的2008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数目超过全球军事预算的一半，也破了美国的历史纪录。

让我告诉你，美国这麽庞大的军事预算绝不是为了防禦而是为了进攻。

美国没有国防部（Defence Department），只有进攻部（Offence Department）。

YST 个人认为中国可行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１. 乖乖地购买美国公债

中国必须想清楚，现在购买美国公债几乎等於把钱丢水。中国这麽做唯一的正确动机就是用这些钱为自己的和平发展购买时间，以应付美国未来的军事敲诈。

想想看，韬光养晦总要付一点代价，两千亿美元若能买到10年发展的时间也不贵，这比当年「九一八事变」所付的代价小多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没有能力还钱。更重要的是，美国既没有还钱的欲望（desire）也没有还钱的压迫感（pressure），因为她有强大的武力。

说穿了，我美国就不还钱，你能怎样？

对比还钱，美国有更大的欲望寻找任何机会或藉口赖掉这笔帐。这是国际现实，呵呵呵！

２. 要求美国卖出黄金

美国比任何国家有更多的黄金储备。2008年06月，美国的黄金储备是8311吨。

一吨黄金目前的市价大约值叁千万到叁千五百万美元。

中国有本事就要求美国搭配部分黄金来举债，譬如中国每买10亿美元公债要求美国搭配一吨黄金，也就是说大约 3-3.5％的借债由黄金预付来证明美国的 good faith。一手交钱，一手交黄金加债券。这是最有效的方法要美国为她的举债负起责任。

３. 买美国的资源

中国不要买美国的公司，也不要买美国的房地产，但是可以买美国控制的资源，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譬如2005年美国国会以 333票赞成92票反对，禁止布希政府批准中海油併购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现在中海油就可以提出重新协商，或进行其他类似的併购，因为优尼科在海外有很多石油开采权，这比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稳当。

４. 买美国的外岛

如果美国实在没钱，中国可以提出把关岛或夏威夷卖给中国，就像当年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一样。只要价钱谈得拢，这是一个远比债券合理的交易。

Jerry

我认为次贷危机是设计好的，是一场阴谋！

受损害的是新兴市场和欧盟，既得利益集团大赚特赚，而美国只是皮肉伤。

robin

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我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最好活得明白一些，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心理准备。历史往往再不断重复，多看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经济理论有可能是人为为某种目的制造出来的，但历史不会骗人，只要这历史是真实的。
我们很难相信规定每个人怎样活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

推荐一个网站：http://www.caogen.com/（排行榜比较好，可以听听多家之言）
推荐一本书：《货币战争》宋鸿兵
推荐的经济学家郎咸平：http://www.langxianping.com.cn/

r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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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热线 http://www.416cn.com  2008-10-16 0:35:00 南风窗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二、 历史没有终结

　　2008年3月，在中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国，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国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上收入水平，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实上，美元目前的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正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上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美国国内实际消费能力的萎缩，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有一个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调节器。其后果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国，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国，都不能忍受美元的过分贬值，甚至必须支持美元的某种强势。有趣的是，在 1920年代联合王国霸权衰落的时候，美国也曾极力维护英镑的地位。这种历史的雷同，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来说，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暗示着，全球霸权体系已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有人借助冷战术语，将目前的美元形势，非常精当地比喻为“恐怖平衡”。意思是说，无论美国还是那些巨额美元的持有国，都不敢轻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贬值，将意味着系统的瓦解和全输的局面。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间急剧贬值，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财富也将立即大幅缩水。中国在美元上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这个体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的处境。正如金融市场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美元实际上已经“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down）。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战棋盘上对峙的，是两个对核武器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冷静的对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其博弈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实际上也要比冷战中“核威慑平衡”脆弱的多。谁都无法保证，某些国家不会出于政治或者财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抛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场中，任何初级投资者都知道这种抛售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意味着什么样的资产灾难和财富损失。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元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美元何时崩溃的问题。

　　作为二战之后建构出的全球市场体系的象征符号，美元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危机，而是这个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危机可能表现为美元贬值，但却绝不是美元贬值可以化解的。要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长期的经济动荡与政治较量将是不可避免的，毫无悬念的是，这其中一定会险象环生。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这种作用，创造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于此。然而，现在可能到了我们要为此买单的时候了。随着美元崩溃式的下跌，美元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将会急剧收缩。美元——这个曾经在过去六十多年中推动全球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关键发动机，正在逐渐熄灭。

　　不幸的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的另外一架发动机也处于事故频发的灾难之中。

　　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氧气，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开疆拓土的引擎。没有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就会停止呼吸。为此，资本主义必须不遗余力地开拓任何潜在的利润来源。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在两个维度上开拓其利润流。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开拓各种新兴市场和边陲地区，这种新兴市场不仅包括新兴的民族国家市场，也包括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产业市场。然而，新兴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在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无论是新兴国家市场还是新兴的产业市场都迅速被各种竞争者所拥塞。于是，资本主义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在时间维度上另辟蹊径。这就是现代金融。就其本质而言，现代金融是一个向未来索取利润并将未来的收入流折现为当期利润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按揭贷款、各种期货衍生产品，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将透支未来预期收入并折现为当下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晚期，“未来”才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利润金矿。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利润被多锁定和透支一份，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的“利润矿藏”就少一份。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金融的这种魔术性质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维持活力的最关键手段，资本主义越是扩张，金融的重要性就会愈加突出。以美国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07 年，金融服务部门的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一个让人警觉的历史镜像是，在荷兰及联合王国的霸权衰落时期，金融扩张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金融扩张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乏力及最后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及地理维度上的开拓潜力越是被竭尽，在时间维度上的开掘就越是疯狂。全球金融体系当下有目共睹的几乎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膨胀及复杂程度，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利用金融工具向未来掘进的狂热程度。然而，金融体系越是向未来掘进及延伸，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远的未来，就越是难以预测，就越是充满不确定性之迷雾。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对未来的想象的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戏，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洞察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贪欲以及监管者的疏忽所酿成，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使然。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像鞭子一样时刻驱使金融家们去疯狂冒险，也同样驱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宽监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况则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金融家们甚至是故意设计许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给自己发奖金。而监管当局也乐得装聋作哑。这种疯狂使得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纪律及投资智慧都被抛到脑后，而向未来冒险，遂成为这个时期金融最真实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晚期，金融往往居于支配地位，成为企业之王，在这种情势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就被迫以暧昧的态度鼓励金融的冒险以获得维持资本主义前进的利润动力，而一旦这种冒险变成了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它业已覆盖完毕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买单。这反过来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一位财经评论家正确的评论道：“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其为内部人士创造的巨额回报的结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这位评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现代金融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在逻辑之中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为金融在创造利润继而维持资本主义生命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一个真实的幽默是，一位国际投行的职员在领取了50万英镑的年终奖金之后，高声表达他的不满：“这哪里是奖金，这简直是小费！”对于一个在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输送氧气的现代金融从业人员来说，他的确是有底气发出这种抱怨的。

　　不过，正如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开掘是有尽头的一样，金融在向未来攫取利润同样面临着某种极限，金融的利润来源不可能向未来无限延伸。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当所有地方的资本主义公民都债台高筑，并将自己的未来都抵押给金融资本家的时候（各类按揭贷款不要说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当中也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继续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美国一直是靠吸纳全球储蓄来维持金融膨胀的，但是，这种能力却在这一次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在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储蓄纷纷涌向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而在美国爆发的新经济浪潮，恰好为这些避险储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思科、雅虎、微软这些神话般的公司对于全球储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高峰时期，美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到将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经济不仅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金融膨胀提供了动力，也为全球巨量的过剩美元提供了一个蓄水池。它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之后，开始回光返照。然而，随着新经济归于沉寂，以及在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本身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暴露，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出现逆转。在当下还在继续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储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发光的所谓“软资产”，而是将投机想象力疯狂倾注于那些新兴市场急需的“硬资产”，比如石油、农产品等等大宗产品，其中的历史转折意味相当浓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新经济的奇迹，美国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之处。如此，过往源源不断涌向华尔街的资金就会出现历史性的断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标志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扩张的动力临近衰竭危险，这也会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收过剩美元从而间接支持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其他某种货币走强或者资金流向某个其他金融市场，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全球资本流动将愈发失序，失去家园的热钱的走向也将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动荡也将更加频繁。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那种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次贷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的一个部分，是全球市场危机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象征着现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时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同样，它也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提供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看来，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可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巨型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四十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决不能消灭稀缺。很不幸，就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的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的还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我们相信，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他们以为基础资源的价格仅仅是周期性上涨，不断跌破眼镜。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停止工业化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绝这一价格趋势。而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条死路。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同样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他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他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马尔萨斯的冷酷预言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中复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国，都因粮价上涨而发生骚乱，这是多年来未见的异象））。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其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不管他们会制造多少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它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就诉诸政治甚至更加极端的手段，类似事件在全球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对于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引发的全球通胀，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独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应同样具有灾难性。首先出现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胀将会大幅拉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将体系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挣扎在萧条边缘的经济最终拖入深渊。作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早已经因为全球化过程而蒙受重创，经济停滞乃至萧条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政治抗议。前不久美国国会要求调查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事实表明，政治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潜在的政治紧张气氛，并开始提前采取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扩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当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衰退将是长期的。而通胀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美国的长期衰退前景变得更为明确。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与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颇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经历十多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那么，美国呢？不管萧条会导致什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对萧条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发达国家长期的停滞以及新兴国家长期的通胀，组合起来就是全球市场体系未来的图景。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这样一幅图景，让很多人不安的联想起1970年代。同样新兴国家的高增长、同样的石油危机、同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样的货币动荡，1970年代初期的这一幕经济危机与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说，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滞胀以及货币动荡（尼克松冲击）是当时的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所做出的适应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体系则是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将会做出更加痛苦的适应。而它的症状首先就会通过美国，这个体系霸主的经济反应出来。不过，将当前的全球经济仅仅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恐怕过于乐观了。目前全球市场体系内的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也迥异，这决定了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可能一致，甚至连任何协调的可能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失去调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重建这个体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毫无紧迫感的官话：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如此，今日全球市场体系就面临着一种极其凶险的可能：新兴国家之胀与发达国家之滞形成巨大的正反馈效应，从而最终导致体系的崩解。全球经济这个凶险前途的历史镜像，吻合于英国霸权行将解体的前夜。那时，到处寻找利润的资本家们也曾疯狂地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体系，结果是一战、二战接踵爆发，体系霸权与体系本身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瞬间崩溃。全球体系的大混乱之中，各民族国家纷纷逃离全球体系，进入各自的经济救生艇。波兰尼曾经提示我们，“一战之后，罗斯福新政，苏维埃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都是脱离正在解体的世界市场，进入国民经济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已经有人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类似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索的晚秋。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巨大的体系爆炸将将在何时并以何种形式结束，但其中肯定充满了争夺，冲突、乃至杀戮。在这个体系巨变的时候，任何在前面六十多年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管理智慧都将无济于事。而这，正是处于经济增长兴头上的中国，很快就要面对的。作为这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命运与这个体系的荣衰有着深刻的扭结。在相当程度上，体系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但历史闪烁出的诡异在于：中国既无法继续受惠于这个衰败的体系，但也绝不会从这个体系的崩解中获益。显然，这种处境比中国那些幼稚的民族主义者以一种危险的浪漫心态所勾勒出的幻象——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衰落等于中国的崛起，要不测的多。在冷战即将结束之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们曾经乐观地暗示我们：即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及民主价值之下的新世界将是一个长期和平及繁荣的永恒纪元。然而，已经展开的纪元，比那些乐观主义的预测却要远为险峻。历史，几乎从未满足过任何思想的愿望。

　　三、胡温革命：与危机的赛跑

　　如果历史还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经历过重大经济危机。不管是它是哪一种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逃过这种历史宿命。即便是自奉为上帝子民、拥有一切好运气的美国人，也未能摆脱1930年代的经济灾难。有些蹊跷并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机发生之前，该国的资本主义无一不经历着极度的繁荣，而该国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产阶级）也无一不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仿佛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国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同样如此。除非幸运之神真的已经降临中国，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可以例外于这一历史命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前述几个资本主义的标志性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毁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狂野程度也无出其右者。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资本主义内部所积累的危机能量，也可能远胜于前。虽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虽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可能已经从过往的危机中继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国经济及社会中的种种最新迹象都显示，我们可能无法规避这一命定的劫数，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机的形式及其后果。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历史对应者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地貌与1929年之前的美国的确有几分相似。在1929年的灾难之前，美国人在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自由资本主义的宏大戏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灾难几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虽然最后的结果相当幸运，但危机的毁灭性却差一点就断送了这个如今独步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惨烈程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华尔街的历史照片中获悉。美国1929年开始的危机，正好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危机重合，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可能的历史际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的那样，如果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相互叠加并发生共振，将大大增加危机的复杂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将大大增加危机的摧毁性。

　　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以及主流技术官僚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记忆，是在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形成的。在这种记忆中，市场经济即意味着永无休止的繁荣，所谓危机和萧条如果不是年代久远的老黄历，就是可以通过提前防范而得到化解的。的确，在过往仅有的几次危机中（无论是1993年起自内部的经济危机还是1998年源于外部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都成功的化险为夷。而在危机化解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及新生技术官僚群体的超级学习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须记住的区别是：在前面的两次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市场主体本身也相当稚嫩。但今天，防火墙已经撤除，市场主体的政策游说能力也今非昔比。从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房地产、宏观经济以及环境资源等领域调控中所显露出的无奈，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来、点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并不是未来可靠的依恃，而好运气也不会永远都一路相随。相反，在一个已经天翻地覆的调控环境中，过去的经验往往会成为未来的绊索，从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机之所以为危机，就是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危机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的毁坏程度总是超越于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全能型（资源几乎全部控制在行政当局手中）社会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过迅速调动并集中资源解决局部危机（地方或者某个行业的危机）。这种能力，在中国的银行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熟悉中国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中国的金融家们真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中国行政当局可以迅速的将巨额财政资源注入银行系统，从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国官方误读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更有可能的危机形式是一种疑难杂症式的情况，从而导致多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多种手段之间的相互抵消，呈现出一种无

雨中

哈~这个好看, 把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讲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后面的文章有空再慢慢看...